第一节 选题缘由

本节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分析选题的缘由：①《史记》语料的研究价值；②《史记》语言的研究现状；③篇章连接标记的研究现状。

一 《史记》语料的研究价值

前辈学者一再强调专书语言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郭锡良[1]曾说过：“当前最需要提倡专书的语法研究和断代的语法研究。三千多年来的汉语语法史必须建立在断代研究的基础上，而断代研究又需从专书语法研究开始。”[2]蒋绍愚也指出：“基础性的研究仍应放在重要地位，不论语音、语法、词汇，都要继续扎扎实实地做好专书和专题的研究工作。”[3]近年来，在专书语法研究方面出现了专题细化、纵深研究的新趋势，涌现出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杨永龙《〈朱子语类〉完成体研究》（2001）、唐贤清《〈朱子语类〉副词研究》（2004）、许卫东《〈高僧传〉时间副词研究》（2008）、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史专书语法研究丛书》[4]，等等。我们认为这种针对重要典籍的某一专题而进行的描写和解释相结合的语法研究值得肯定和提倡。

在汉语发展的过程中，以连词为主的篇章连接标记在上古和近代两个时期大量产生[5]，上古汉语中的篇章连接标记以单音节词为主，西汉以后，复音节篇章连接标记逐渐增多，汉语篇章连接标记系统的基本面貌发生重大变化。但是，目前我们对西汉时期篇章连接标记系统的基本面貌和特点了解较少，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依据通行的汉语史分期[6]，西汉属于上古汉语的末期，这一时期的语言在汉语发展史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时期的语言，并且发展得更为完备，另一方面后世许多语言现象的源头都可以追溯至这一时期。因此，全面了解西汉时期篇章连接标记的基本面貌，将为进一步考察整个汉语篇章连接标记系统的历时发展和变化奠定必要的基础。

《史记》是研究西汉时期语言的最佳语料。程湘清指出：“汉语史断代专书研究的首要工作是确定断代，选好专书。”“是否‘恰当’，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看口述或撰写某部专书的作者是否属于该断代，这需要作一番专书及其作者的辨伪工作。……第二，要看专书的语言是否接近或反映该断代的口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标准。……第三，要看专书的篇幅大小是否具备相当的语言容量。篇幅太小，不足于对词汇、语法、语音各个要素进行描写和分析，则不宜确定为专书研究的语料。”[7]《史记》符合上述三个条件：①《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及补写者褚少孙都是西汉时期的人，成书的作者和时代比较确定；②《史记》的语言是西汉时期典范的书面语，并含有较多的口语成分。一方面，《史记》记载了西汉武帝以前的史实，涉及内容广，时间跨度大，和《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一脉相承，是先秦至西汉书面语历时发展的结晶。另一方面，虽然《史记》的一部分内容取材于前代的史书，但司马迁在写作时都用当时的语言进行了改写，张舜徽指出：“司马迁的写作，是面对大众的，他想尽了方法，力求自己文字的通俗，在援用古书方面，常常经过一道翻译的手续。例如《尚书》，是最艰深而难于理解的史料了，他便将所采取的原文，一一变为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使人人能看懂。《尚书》的‘钦若昊天’，他写作‘敬顺昊天’；《尚书》的‘克明俊德’，他写作‘能明驯德’；《尚书》的‘庶绩咸熙’，他写作‘众功皆兴’；《尚书》的‘载采采’，他写作‘始事事’；这在当时都是比较通俗的语言。”[8]另外，《史记》的语言还含有较多口语成分，如其中记载的人物对话、民谣及谚语等，这些语言口语化程度较高。因而我们可以确定《史记》的语言是西汉时期包含较多口语成分的典范的书面语；③《史记》篇幅巨大，全书130篇，共526500余字，在西汉时期各类文献中，《史记》的语料规模位居首位。西汉时期的主要语料可以分为总集、别集、史志、子书、杂著、汉简、训诂7大类，共计41部古籍。[9]在这些古籍当中，《史记》的语料规模最大，著者和成书时代都很确定，语言典范，能够代表西汉时期语言的特点。

二 《史记》语言的研究现状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对《史记》语言的研究，但是真正的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史记》语言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59年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和1989年李晓光、李波主编的《史记索引》的出版，极大地促进了《史记》语言研究的全面展开。前者为《史记》语言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校对精良的工作底本，后者为《史记》语言的定量研究提供了相应便利。我们共收集到1949年至今《史记》语言研究的相关著作6本，单篇论文186篇，学位论文45篇。

相关著作：

《史记》语言研究著作主要有《〈史记〉单音词研究》（管锡华，2000）、《〈史记〉同义词研究》（池昌海师，2002）、《〈史记〉语法特点研究》（何乐士，2005）、《〈史记〉字频研究》（李波，2006）、《〈史记〉虚词通释》（吴庆峰，2006）、《〈史记〉动词系统研究》（刘道峰，2010）。

单篇论文：

一百多篇单篇论文大致可以归为七种主要的类型：①词语训释类（52篇）；②同义词及反义词研究（13篇）；③复音词及词汇构成研究（24篇）；④单个词及其功能的研究（27篇）；⑤结构及句式研究（26篇）；⑥词类研究（15篇）；⑦语言修辞研究（29篇）。

从词汇角度，对《史记》语言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同义词、复音词及词汇构成三个方面。《史记》同义词研究的代表性文章有《〈史记〉中具礼制价值的“死”义词语的语用选择的复杂性及其原因》（池昌海师，2000）、《从〈史记〉看同义词“孰”、“谁”在上古的发展演变》（管锡华，2000a）、《从〈史记〉看上古几组同义词的发展演变》（管锡华，2000b）、《〈史记〉同义词运用的特殊修辞功能》（池昌海师，2002）等；较早论述《史记》中的复音词的文章有《从〈史记〉〈汉书〉〈论衡〉看汉代复音词的构词法》（祝敏彻，1981）、《〈史记〉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韩陈其，1983）等；一些文章注意到了《史记》词汇中的方言词汇，如《〈史记〉与汉代语言及关中方言》（朱正义，1993）、《〈史记〉中所见的关中方言词语》（曹强、田晓荣，2006）和《〈史记〉、〈汉书〉中西汉楚方言的探究》（王冲，2010）。

从语法角度，对《史记》语言进行研究的代表性的文章有《关于〈史记〉名词性补语的句式特点及其影响》（韩陈其，1984）、《〈史记〉饮食动词分析》（李炜，1994）、《〈世说新语〉的语言特色——〈世说新语〉与〈史记〉名词作状语比较》（何乐士，2000）、《〈史记〉副词“最”特殊句法位置试析》（宋洪民，2002）、《〈史记〉中的述补结构》（夏凤梅，2002）、《〈史记〉中助动词“可”和“可以”语法功能差异初探》（池昌海师，2004）、《〈史记〉中的时量、时点和时段》（陈海波，2004）、《〈左传〉、〈史记〉判断句比较研究》（解植永，2006）、《〈论衡〉虚词与〈史记〉虚词之比较研究》（吴庆峰，2011）等。

近年来，从汉语历时演变角度研究《史记》词汇和语法的文章逐渐增多，代表性文章有《〈史记〉的“洗足”当作“洗”》（凌瑜、秦桦林，2010）、《论汉语词汇发展中的更替现象——以〈左传〉〈史记〉用词差异为例》（唐子恒，2012）、《从〈史记〉的材料看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刘海平，2013）。

学位论文：

笔者所见学位论文共45篇，其中博士论文9篇，硕士论文36篇，它们分别是：①博士学位论文：陈海波《〈史记〉并列式、偏正式双音词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李宗澈《〈史记〉量词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汤勤《〈史记〉与〈战国策〉语言比较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高笑可《〈史记〉体词性成分陈述化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等等；②硕士学位论文：赵良剑《〈史记〉比较句式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王其和《〈史记〉同义连用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王彤伟《〈史记〉同义常用词先秦两汉演变浅探》（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李贵生《〈史记〉“者”字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周振风《〈史记〉三家注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武海亮《〈史记〉品行类单音节形容词同义关系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陈海生《〈史记〉副词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卢海《〈史记〉谓语动词的体词性后续成分》（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朴悦嘉《〈史记〉亲属称谓研究》（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杨泠《从与〈左传〉的比较看〈史记〉连词的特点》（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徐萱春《〈史记〉中的人称代词》（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等等。

综上所述，目前对《史记》的语言研究主要是从词汇、语法和修辞等传统角度进行研究，迄今尚未有学者从篇章功能角度对《史记》中的连词、连接性副词等篇章连接标记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10]，因而本书的相关研究将有助于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三 篇章连接标记的研究现状

（一）国外篇章连接标记的研究现状

国外语言学界最先从语篇层面系统研究篇章连接标记。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语用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特别是话语分析的蓬勃发展，语篇中的连接成分逐渐成为语言学领域交叉研究的热点。尤其是近十年来，语篇中连接成分的研究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如火如荼地展开[11]。由于研究的理论框架和侧重点不同，国外语言学界对语篇连接成分的命名也是多种多样，如句子连接词sentence connective（Halliday and Hasan，1976）、语用联系语pragmatic connectives（Stubbs，1983）、话语联系语discourse connectives（Blakemore，1987；1992）、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Schiffrin，1987）、语用标记语pragmatic markers（Fraser，1990）、语用构成语pragmatic formatives（Fraser，1999）。目前国外关于语篇连接成分的相关研究大都围绕自然口语语料展开，所以“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成为其中较为通行的术语。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五种具有代表性的话语标记研究思路。

1.句法—语用角度的研究思路

句法—语用角度的研究，通常以脱离具体语境的单句和一个相邻对作为考察对象，主要研究话语标记的句法特征和语用功能。这一思路的代表人物是Bruce Fraser。

Fraser把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小句的词语叫作话语标记。他认为话语标记是从连词、副词、介词短语、状语性短语等句法类中抽取出来的，既有自身的句法特征，又在语篇中有着丰富的语用功能。话语标记的功能是用来标明或突出同一语篇中两个话语单位之间的语义关系，这两个部分可以是相邻的，也可以是分离的；可以是同一个人的话语，也可以是听话人和说话人之间的话语。他把话语标记分为四种：①对比性话语标记，如but、however；②阐释性话语标记，如and、above all；③推论性话语标记，如so、accordingly；④原因性话语标记，如because、after all。[12]

这一研究思路的不足之处在于将考察的范围局限在单句和一个相邻对内，没有扩展到更大范围研究话语标记的功能，没有考虑到话语标记与语篇连贯的关系。

2.基于话语连贯、社会互动的研究思路

这种研究思路以话语连贯为中心，从话语分析、互动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理论出发研究话语标记，代表人物是Schiffrin。他撰写的Discourse Markers（1987）一书被公认为是研究话语标记的经典著作。

Schiffrin指出自己关注的中心是“在连贯的框架下，话语特征是怎样建构话语的”。他认为话语标记是建构话语连贯的手段之一。他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选取英语中的几组话语标记“oh”、“well”、“and、but、or”、“so、because”、“now、then”、“Y’know、I mean”进行了细致分析。他指出“oh是信息处理的标记”，“well是应答的标记”，“and、but、or是话语连接语”，“so、because是原因和结果标记”，“now、then是时间指示词”，“Y’know、I mean是信息参与标记”。他认为话语标记的功能是为话语的连贯提供语境坐标。他还指出，话语标记的意义和功能在话语不同的层面上对构建话语连贯起着积极作用。每个话语标记都有一个“核心意义”，它在话语的多个层面上起作用，通常以一个功能为主，其他的为辅，如话语连接语“and”在连接两个完整的小句时，是事件结构的标记，同时又是延续说话人行为的标记。他还回答了话语标记的概念意义与话语连接之间的关系，他指出“and、but、or”并列连词的语法功能与它们的话语功能相对应，它们作为连词表示并列关系可以看作概念结构意义，这种概念意义的语用功能就是表示语篇意义，产生交互式效果。话语标记语在话语中的作用不完全等同于语法意义，其功能已超出句法意义的范畴。[13]

这一研究思路的不足之处在于：基于话语连贯、社会互动的研究思路仍然只是在语言范围内进行考察，没有考虑语言使用者的心理和认知因素对话语标记产生和使用的影响。

3.基于关联理论的研究思路

这一研究思路以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为依据，探讨话语标记在语用推理过程中的作用，并从认知角度解释话语标记存在的动因。Blakemore是这一思路的代表人物。

Blakemore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研究话语标记，他认为话语标记的功能超越语言本身，是听说双方试图以最小的努力寻求最佳话语关联的手段之一，只对认知关联发挥作用。他把话语标记分为三类：①加强原有语境假设的话语标记；②否定原有语境假设的话语标记；③能够产生语境隐含的话语标记。他关于“连贯”和“关联”、“非真值条件性”和“意义的程序性”的区分对我们认识话语标记的性质很有启发意义。无论是Fraser还是Schiffrin都认为话语标记是语篇单位之间的连接性成分，但是Blakemore认为话语标记连接的是话语产生和理解的特定语境。他在2002年的新书中将话语标记的界定标准从原来的“非真值条件性”修订为“意义的程序性”。[14]

基于关联理论的研究思路对于解释话语交际活动中话语建构和理解很有价值，但是研究的角度比较单一，基本都是从听话人的角度进行的，忽视了说话人对话语标记的选择和使用。

4.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思路

这一思路以Halliday和Hasan为代表人物。严格地说，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与我们上面介绍的几种思路不同，它并没有把话语标记作为研究的核心对象。我们这里之所以单独列出，是因为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思想对各种话语标记的研究思路影响很深，另外Halliday和Hasan在Cohesion in English（1976）一书中指出“从衔接出发，特别是从衔接的连接（conjunction）手段出发，研究话语标记也不失为一种研究路子”[15]。

Halliday、Hasan（1976）在语言内部对语篇的谋篇机制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形成语篇主要有两个因素：在语篇内部是衔接，在语篇与语境之间是情景。他们指出衔接的类型有指代、替代、省略、连接和词汇衔接五种类型，其中“连接（conjunction）与其他类型的衔接（cohesion）[16]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不是一种照应（anaphoric）关系，不指达前后文中的某一特定部分，而是一种间接的衔接，它通过自身的意义，表示两个语段之间的关系，从而预见篇章中后续语段的出现”[17]。他们认为连接主要通过语法层面上的连词、连接性副词和介词短语等词或结构表达，这些连接性的词语表达的连接关系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增补、转折、因果、时间。

Halliday关于语言元功能（metafunction）的思想更是各种研究思路探讨话语标记功能的理论基石之一。他认为人类语言具有概念（ideational）、人际（interpersonal）、语篇（textual）三种元功能。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是指语言具有对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的事物、过程和经验等进行反映的功能；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ction）指语言具有表示说话人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跟听话人的亲疏关系和他对事物的可能性和出现频率等的判断和估计等功能；篇章功能（textual function）指语言具有把各种语言成分组织起来形成意义的表述整体（即语篇）、并使语言表达跟语境相联系（相称、协调一致）的功能。[18]

Halliday和Hasan对连接（conjunction）的研究与上面几种思路的话语标记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不同：①Halliday和Hasan分析连接（conjunction）时，语料范围包括口语和书面，而话语标记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对自然口语的分析之上的；②Halliday和Hasan由于是在语言内部阐述衔接，所以分析连接（conjunction）时基本不涉及语境和心理认知因素。

5.话语标记的语法化研究

这一研究思路的代表人物是Elizabeth Closs Traugott、Paul J.Hopper Laurel.J.Brinton等。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Paul J.Hopper等都是语法化研究者，他们认为话语标记的形成过程是典型的语法化过程。Paul J.Hopper和Elizabeth Closs Traugott（2003）在《语法化》一书中对话语标记“though”进行了分析，论证了共时使用频率的比率不能说明语法化的发生，而是需要考察“though”体现说话者主观性倾向，发生主观化等一系列变化，才能说明“though”开始从单纯的连接标记演变为话语标记。Laurel J.Brinton和Elizabeth Closs Traugott（2005）在《词汇化和语言演变》一书的第五章“个案研究”中分析了大量的短语话语标记，如I say，you known，mind you，as it seems，indeed等。Laurel J.Brinton和Elizabeth closs traugott（2005）认为话语标记经历了语法化的许多典型性的演变过程，特别是经历了非范畴化的过程，更能说明话语标记的形成过程是语法化的过程，而不是词汇化过程。无论是短语性还是非短语性话语标记的形成过程最好视为语法化的过程。语法化研究者对话语标记的形成过程的研究，启发了话语标记研究者从历时和共时两个平面考察话语标记，有助于揭示话语标记在篇章表达主观性连接的获得过程，有助于发现处于语法化过程的新兴话语标记。

总的来说，20世纪50—90年代国外话语标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话语标记的界定和功能的探讨上，研究的语料也基本是自然口语。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将话语标记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书面语语料[19]，如Stubbs（1983）认为话语分析是研究口头交际或者书面语言中小句以上的语言单位的组织方式[20]，Chafe（1986）注意到一些话语标记在篇章中也具有帮助篇章连贯和读者理解篇章的功能，他指出话语标记的一些特征在话语和篇章中具有共性[21]；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话语标记在书面语中和在口语中具有不同的特征，如Beaman（1984）[22]和Grabe（1987）[23]指出口语中倾向使用并列连词和插入语，如“I mean”、“Y’know”，而副词性连接词“consequently”、“specifically”一般只用在书面语中。

（二）国内篇章连接标记的研究现状

1.从语篇和功能的角度对篇章连接标记的研究

国内最早从语篇和功能的角度对汉语语篇中的连接成分进行研究的是廖秋忠（1992）和胡壮麟（1994）。与国外注重自然口语的研究不同，国内的研究最早是从书面语入手的。

廖秋忠（1992）对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句子或大于句子的结构之间所使用的连接成分进行了描写。他依据功能和位置两个标准判断“篇章中的连接成分”，其中以功能标准为主。他指出“连接成分是用来明确表达语言片段（以下简称语段）之间在语义上的种种转承关系”。在参考Halliday和Hasan（1976）、Dijk（1977）及吕叔湘（1944/1982）等的分类后，他把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连接成分分为两大类及若干小类：①时间关系连接成分；②逻辑关系连接成分。[24]

胡壮麟（1994）认为“语篇中的连接概念专指相邻句子（群）之间的连接关系”。他主要是依据Halliday和Hasan的理论对汉语及英语中的篇章连接成分进行分类。他指出篇章中的连接成分“按连接语义区分的范畴”可分为“添加、转折、因果和时空”四类，“按抽象逻辑语义区分的范畴”可分为“详述、延伸和增强”三类。[25]

继廖秋忠（1992）、胡壮麟（1994）之后，方梅（2000；2005；2008）、冉永平（2000）、黄大网（2001）、吴亚欣（2003）、高增霞（2004a；2004b）、屈承熹（2006）、董秀芳（2007）、许家金（2009）、刘丽艳（2011）、李秀明（2011）等学者从多个方面对语篇中的连接成分进行了研究。

其中方梅（2000；2005；2008）、屈承熹（2006）等从篇章语法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影响较大。

方梅《自然口语中弱化连词的话语标记功能》（2000）分析了口语对话中的连词用法，观察到汉语自然口语中的弱化连词具有话语标记的功能。她指出弱化连词“在言谈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功能：①话语组织功能；②言语行为功能。所谓话语组织功能体现在话题的处理功能方面，比如话题的前景化、话题的切换。言语行为功能是指服务于话轮处理的功能，包括话轮转接功能和话轮延续功能两个方面”[26]。

屈承熹《汉语篇章语法》（2006）从篇章信息后景向前景推进的角度指出“从属连词（如“因为”）以显性方式标记后景，特别是当出现违反BFP[27]原则的情况时更是如此”，“当小句的语序是BFP时，它可以用来表示它所在小句的后景地位，但也可不用；但是如果语序倒逆，该连词的使用是必要的”。屈承熹认为“汉语中的很多副词具有连接小句的篇章功能”，“一般而言，在任何语言中，副词和连接词两种词类都会有某种程度的重叠，而相较于英语，汉语中这两种词类重叠的程度就高出许多”。他从篇章功能的角度分析了①“就”和“才”；②“并”、“倒”和“也”；③“又”、“还”和“再”三组情态副词的篇章连接功能，十分具有启发意义。[28]

刘丽艳（2011）、李秀明（2011）等对现代汉语中的话语标记进行了系统性研究。

刘丽艳（2011）基本继承了Fraser、Blakemore等对话语标记的界定，具体分析了汉语话语标记的特征，认为话语标记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对口语交际信道的依赖性；意义的程序性；句法的可分离性和功能的元语用性等”[29]。她采录生活录音和影视节目文学作品中的对话，建立了口语语料库，通过分析“这个”、“那个”、“不是”、“你知道”、“我跟你说/讲”等话语标记，认为汉语话语标记的功能主要表现在“篇章组织”、“语境顺应”和“人际互动”三个方面。

李秀明（2011）在著作中使用了“元话语标记”这一术语，并指出“元话语标记就是指引导元话语的标记形式或者在语篇中连接或引导基本话语语段的连接形式”。他以功能语言学理论、言语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讨论了汉语元话语的“语篇功能”、“人际功能”。他还对法规、文艺随笔、科技语体、学术论文等不同书面语体文本中的元话语标记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30]

近年来，高增霞（2004a；2004b）、董秀芳（2007；2013）等从语法化的角度研究汉语篇章连接成分的历时形成过程也很引人注意。

2.从复句角度对篇章连接标记的研究

国内学界从复句角度研究汉语篇章连接标记的成果较多，影响较大，如王维贤（1994）、邢福义（1985；2001）、徐阳春（2002）、姚双云（2008）等，其中以邢福义关于汉语复句关系词语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邢福义（2001）指出“复句关系词语，是复句中用来联结分句标明关系的词语”，“复句关系词语没有十分明确的范围”，“大体说，有四种：第一，句间连词。第二，关联副词。第三，助词‘的话’。第四，超词形式。……如‘如果说、若不是、不但不、总而言之’等等”，“复句关系词语的作用应从静态和动态两个侧面去考察”，“从静态的角度看……关系词语的作用是标明复句关系”，“从动态的角度看，即从关系词语的运用过程看，对于隐性的逻辑基础来说。关系词语的作用有四种：一是显示；二是选示；三是转化；四是强化。……都是由语里到语表的动态过程”。[31]

3.从连词角度对篇章连接标记的研究

在各种语法类型的篇章连接标记中，国内学界对汉语连词的研究最为深入。目前汉语连词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①现代汉语连词研究；②汉语连词历时发展的整体性研究；③断代专书连词研究。

（1）现代汉语连词研究

对现代汉语连词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较少，周刚的《连词与相关问题》（2002）是目前研究较为深入和全面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对现代汉语连词的范围和类别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和划分，分别从逻辑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三个方面探讨了现代汉语连词的相关问题。周刚（2002）对现代汉语的连词的研究较为立体和全面，并且注意到了现代汉语中除了连词外，一些副词也有连接小句组成句子的功能，但是总体上仍是局限在句子（包括单句和复句）的内部进行考察，把连词视为静态的句法单位，忽视了它在语篇层面的语用功能。[32]

（2）汉语连词历时发展的整体性研究

王力《汉语语法史》（1989）、向熹《简明汉语史》（1993）对汉语连词系统的各个时期产生和发展的整体情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由于这两部著作主要探讨的是整个汉语史历时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因而对具体时代连词的特点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的兴起，学界对连词中的某一个或某一类成员的形成和演变的规律进行研究，出现了一批相关成果。如李英哲、卢卓群《汉语连词发展过程中的若干特点》（1997），李杰群《连词“则”的起源和发展》（2001），汪维辉《“所以”完全变成连词的时代》（2002），马清华《并列连词的语法化轨迹及其普遍性》（2003a）、《关联成分的语法化方式》（2003c）。

（3）断代专书连词研究

许多古汉语专书语法研究专著都对专书中的连词系统进行了梳理和静态描写，如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1996）、殷国光《〈吕氏春秋〉词类研究》（1997/2008）、崔立斌《〈孟子〉词类研究》（2004）、黄珊《〈荀子〉虚词研究》（2005）等。在专书连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关连词断代研究的专著和博士学位论文也相继出现，将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如席嘉《近代汉语连词研究》（2010）、袁雪梅《中古汉语的关联词语——以鸠摩罗什译经为考察基点》（2010）、徐朝红《中古汉译佛经连词研究——以本缘部连词为例》（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谢洪欣《元明时期汉语连词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等。

其中袁雪梅《中古汉语的关联词语——以鸠摩罗什译经为考察基点》（2010）是断代专书连词研究的最新成果，具有一定代表性，该书对鸠摩罗什译经中的关联词语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考察了关联词语的发展演变情况。文章首先对关联词语进行界定，指出关联词语的功能是连接词和词以上的单位，关联词语虽然以连词为主体，但不局限于某一个词类，从形式上看包括词、语和一些固定搭配。文章将关联词语纳入语法范畴研究，把鸠摩罗什译经中的关联词语系统分为“等立关系”和“主从关系”两大类和九个小类。我们认为袁雪梅（2010）对关联词语的界定反映了学界目前对连接词语的范围的重新认识，周刚（2002）、徐朝红（2008）等也都认为连词的范围应扩大到具有连接功能的副词等词类。袁雪梅（2010）把研究的任务定为“以篇章关联词语为中心，辐射关联词语，兼顾关联词语的篇章连接功能和语连接功能”[33]，但是在具体的研究中没有区分篇章连接功能和语连接功能的研究范畴的不同，而是将关联词语全部纳入语法范畴研究。我们认为，篇章连接功能宜划入篇章和语用研究的范畴，而语连接功能则属于语法研究的范畴，二者应予以区别。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以往关于汉语篇章连接成分的研究总体上存在三个主要问题：①大多数汉语篇章连接成分的研究，特别是对古代汉语连词、关联副词等的研究，一般都是局限在小句的范围内，对它们的语法功能进行静态的描写，很少关注它们在篇章中的帮助信息连贯和实施言语行为等动态功能；②目前国内学界偏重研究现代汉语口语中的话语标记，忽视了古汉语中的篇章连接成分的研究。我们认为话语标记不是自然口语独有的现象，书面语中也有连接性的成分用于构建篇章，语篇中的连接成分应包括话语中的连接成分和篇章中的连接成分两个部分，它们既具有共性，也存在区别。对于历史语言研究来说，篇章连接成分的研究地位更加重要，由于历史语言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存在过的语言，现在已经没有口头交际形式，只有书面形式记载的语言，因此对书面材料中的篇章连接成分进行研究是唯一可行的选择；③目前从篇章层面对篇章连接标记进行的研究大多数都是举例性的个案研究，缺乏对特定共时语言平面的篇章连接标记进行全面的描写和系统的归纳、比较。这样容易忽视不同类型的篇章连接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功能的异同，忽视某一个和某一类篇章连接标记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