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玉台新咏》为梁元帝徐妃编撰说质疑

胡大雷等学者认为，《玉台新咏》为梁元帝徐妃所编撰，这种说法同样值得商榷。上文已述，胡先生在论证方法上与《“撰录”考》并无二致，同样是在对《〈玉台新咏〉序》进行解读后，认为序文明确交代了编撰者为一位女性，但在具体人选上却提出为梁元帝徐妃的不同意见。其论证理路为：首先，通过对《〈玉台新咏〉序》的解读，认为序中的“丽人”为宫中一位女性，亦即《玉台新咏》的编撰者，但《序》中所交代“丽人”豪门出生、被帝王冷落的身世经历与张丽华并不相符，而与梁元帝徐妃更为相似。其次，通过对徐陵、徐妃、张丽华生平经历与相互交往的考证，认为徐陵有为徐妃作序的可能，而为张丽华作序的可能性很小。最后，提出五条理由，证明徐妃有编撰《玉台新咏》的条件与可能，即：一为史载徐妃有“书白角枕为诗相赠答”的经历，可以说徐妃爱文学、懂创作，自身具备撰录总集的条件。二为徐妃与徐君倩为同胞兄妹，而徐君倩是宫体诗大家。同胞兄妹间相互影响，也是可能的，又且徐妃所在的西府是当年宫体诗基地，徐妃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自然对描摹女性诗作有其爱好与敏感性。三为通过《日本国见在书目》中《玉台新咏》编者为“徐瑗”的著录，梳理南朝史料，并最终锁定为梁元帝徐妃。四为徐妃所在的西府有撰录艳歌集的经验。五为徐妃名瑗，字昭佩，《玉台新咏》是梁元帝徐妃所撰录有版本依据。[41]

实际上，文章虽提供了五个证据，但前四个均仅为“徐妃编撰”说的成立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只有第五条，即《日本国见在书目》载《玉台新咏》编撰为“徐瑗”即徐妃较为有力。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第五条证据，前四条并不足以支撑“徐妃编撰说”这一观点。然而，从现存资料看，第五条证据恰存在问题。在目录著作中，将《玉台新咏》的编撰著录为“徐瑗”者仅有此孤例，无论其前的《隋书·经籍志》还是其后的公私目录均无此记载。今日学者所见《日本国见在书目》为《古逸丛书》所收，该书为影印手抄本。是书抄写不甚认真，因形近而讹误的情况甚多，如将“王昭君”之“昭”讹为“照”，“袁彦伯”之“袁”讹作“苑”，“孙盛”之“盛”讹为“咸”，“《大业略记》”之“业”讹作“亲”（威按：“业”繁体作“葉”，与“亲”形近），等等。[42]我们认为，此书关于《玉台新咏》编撰为“徐瑗”之“瑗”当为“徐陵”之“陵”的讹误，也属于因形近而讹的例子。目录学家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就明确指出，唐《日本国见在书目》所录作者“徐瑗”之“‘瑗’当为‘陵’”。[43]

此外，胡先生文章第五条证据指出，徐妃名瑗字昭佩。然而，此结论实际只是通过古人名与字之间关系的考察得出：“徐瑗就是徐妃昭佩。瑗，孔大边小的璧。《尔雅·释器》：‘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昭佩，可释为透出更多光亮的饰品；孔大即为透出更多光亮，饰品即为璧。我国古代名与字相互间是有联系的，依此惯例，瑗为名，昭佩为字，徐瑗就是徐昭佩，徐昭佩就是徐瑗。”[44]古人名与字之间存在关联并无问题，但在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并不能以此为依据，判定有关联的两个称谓必然属于同一个人。所以，这一推断结果也值得商榷。

综上，《玉台新咏》为梁元帝徐妃编撰的观点，由于同样没有坚实的证据支撑也是很难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