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周作人作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深刻影响的作家，因其历史际遇，对其研究经历了从推崇到冷落，再到逐渐深入的过程。概而言之，根据黄开发先生2015年出版的《周作人研究历史与现状》中的统计数据，“1949年前关于周作人的各类专文在200篇左右，其中论文约占三分之二。在论文中，绝大多数是一般性的评论，真正能达到学术研究层次的极少”。[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50—70年代，周作人研究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直到80年代才有所改观。“八九十年代的周作人研究一直深受政治形势的影响。”[2]但总体来说，研究成果在规模与质量上都在逐步提升。“从2000年到2009年，周作人研究在相对平静的氛围中全面推进，开始走向成熟。十年中，共出版研究专书23部（其中专著11种、传记4种、学术随笔4种），另有译著2部、资料集2种，一些重要学术专著、传记和论文集纷纷重印。‘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周作人散文全集》等得以梓行，周氏文集的出版渐趋完备。资料建设也有新的收获，出版了大型研究资料汇编‘回望周作人’丛书。北京鲁迅博物馆先后与几家出版社联合召开‘周作人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出版工作座谈会’（2003）、‘《北京苦住庵记》研讨会’（2008）、‘苦雨斋文丛’首发式（2009）。各类关于周作人的文章的数量也十分可观。”[3]

2010年以后，截至2016年上半年，对周作人的研究继续推进。周作人的部分书信得以出版[4]，部分研究专著被重印[5]，新角度的研究及研究综述纷纷出现，其中很多博士论文出版物，颇具理论深度。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复旦大学一下推出5篇关于周作人的博士论文，分别是朱晓江的《“文学”与“文明”：周作人散文“反抗性”因素研究》（后于2015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以《伟大的捕风：周作人散文反抗性研究》题名出版）；陈文辉的《传统文化对周作人的影响以及周作人的道路》（后于201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周作人的文学道路》题名出版）；黄江苏的《周作人的文学道路——围绕“文学店关门”的考察》（后于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周作人的文学道路：围绕“文学店关门”的考察》题名出版）；石圆圆的《日本梦与中国乡：论周作人对风物的“寄情”书写》以及薛祖清的《晚年周作人与文化复兴之梦——以〈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为中心》。其中最具有创新性与理论深度的，是英国汉学家苏文瑜（Susan Framji Daruvala）修订其1993年出版的博士论文“Zhou Zuoren（1885—1967）and an Alternative Chinese Response to Modernity”，分别于2011年由台北麦田出版社以《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为题名，及2013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以《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为题翻译出版。

在其所处的大环境下，周作人的思想是建立在充分吸收中、外两方面已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的。其思想框架中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外国因素，公认为是希腊与日本文化。总体而言，相对于研究者对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多维度深入开展，对周作人与外国文化及思想家、作家的关系研究则相对不足。而因为地缘关系及种种复杂的历史因素，这其中做得较好、成果较多的部分又是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接受。关于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接受的部分，则除了周作人研究专著中偶有涉及，专门的论文相对数量有限，且多现象式的描述对周作人思想与古希腊文化表面契合的列举。多高屋建瓴式的意义概述，少深入细致的具体概念辨析。

首先，研究者肯定了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接受与译介的意义，其中蕴含文化复兴与国民性重建的文化策略。如庄浩然的《周作人译述古希腊戏剧的文化策略》（2003）肯定了周作人古希腊戏剧的译述工作“带有前瞻意向的全方位的文化接受方略，文化人类学/文化艺术学/戏剧本体学的译述取向与价值维度，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殖民的译述意识，‘即兴’而非‘应教’的译述主张”。[6]杜心源的《文化利用与“国民意识”的文化重构——对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研究的再探讨》从宏观层面指出，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研究“是他对中国现代思想进行反思批判的成果。他对希腊文学尤其是对其中神话和拟曲的译介实质上是对现代中国的国民意识建构的灵活参与。以阐释希腊为文化策略，周作人一方面从国族社会的压抑中解放出‘人’的自然天性，另一方面希求激活中国民间传统的伦理性，使之成为现代民族主义的文化资源和表意工具。这一传统通过他的想象加以转化和重构，超越了狭隘的地方性范畴，具有了‘世界主义’的合法地位”。[7]刘季富的《试论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研究》则描述性地概述了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学的译介与研究的情况，指出周氏实开中希比较文化研究之先河，其目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鉴别与批判”。[8]

其次，研究者通过周作人本人的表述，概括出其所推崇的古希腊文化几个大的方面的特质，如蒋保的《周作人之古希腊文化观》所概述的“现世”“爱美”“中庸”与“好学”四个特征。[9]耿传明的《周作人与古希腊、罗马文学》则指出，周作人认为古希腊、罗马经典契合了他自身的文化理想，包括肯定人性自然、追求理性、爱美精神与自由意识等。尽管未做太多的解释与分析，但耿先生最早注意到周作人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并非“铁板一块”式的同等接受，他认为，“周作人唯理主义的伦理观与犬儒主义当有某种深层的关联，他晚年倾全力翻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深层用意也正在于此”。[10]黎杨全撰有多篇相关论文，分别现象式地描述了古希腊文学与周氏思想与写作中的契合点。如“希腊文化中的现世主义、爱美的精神、节制之德及人道主义精神契合了周作人的社会理想、文学理想与人生追求”[11]；“古希腊拟曲简短的篇幅，内容上‘世相人情’的描绘，以及闲谈絮语的叙述方式，都与周作人热衷的‘小品文’有深层的契合”[12]；“《卢奇安对话集》中‘非圣无法’的‘疾虚妄’，对‘世相人情’的抒写，以及讽刺的趣味，契合了周作人的文化批判，也契合了周作人的审美趣味”[13]。遗憾的是，黎杨全从周作人“中希文化进程的同构性想象，并企图复兴中国‘孔孟时代’与古希腊相似的‘灵肉一致’生活，重建国民性”[14]的观点出发，较少对古希腊文化的深入辨析。这就导致其“解读周作人的希腊神话情结”时，理解的希腊神话与希腊文化几乎全然同构，只有限定语之别。[15]也有研究者在古希腊精神中区分出了诗性特质与理性特质两个方面，分别持否定与肯定的意见。例如，冯尚的《周作人的神话意识与对现代性建构的自省》以诗性的语言，质疑了周作人对路吉阿诺斯的偏爱，称其以个人意志遮蔽了希腊文学（指神话）的诗性本质。[16]曾涛的《滑稽与恐怖——论周作人思想的一个独特侧面，兼及其文化精神》则通过梳理周作人对文学中滑稽因素的赞赏与对恐怖因素的反对，认为这一思想侧面反映了其对古希腊理性精神与“充满欢乐、生机、光明与活力”的特质的继承。[17]

再次，研究者选取某一学科（人类学、儿童文学及译介学）的视角对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化接受情况进行分析，集中在周作人对古希腊神话的接受方面。例如，陈泳超的《周作人·人类学·希腊神话》史学式地描述了周作人对神话与人类学接触以至发生兴趣，进而试图以人类学解释神话的大致过程。[18]徐艳的《皮格马利翁之恋——周作人对古希腊神话的译介》通过对比周作人与郑振铎、楚图南译介古希腊神话的区别，称赞了周氏从原文译介古希腊神话的功绩，并指出了其选择的两部古希腊神话的不同译介出发点：选择《希腊的神与英雄》是使之成为“儿童文学”的补充，“看中此书简单风趣的语言风格和启蒙儿童的教育意义”；选择《希腊神话》则是为了使之成为“文化人类学和神话与仪式派理论”的文献材料补充。[19]

最后，因周作人晚年对古希腊作家路吉阿诺斯[20]对话重要性的格外强调，研究者以《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一书作为切入点，研究周作人的思想。例如，牛苗苗的《周作人思想研究——从周作人与〈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关系说起》通过描述周作人对《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接受与阐释的过程，初步勾勒了周氏的思想变化。[21]薛祖清的《晚年周作人与文化复兴之梦——以〈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为中心》则从较详细的解读周作人对《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选目、译文与注释出发，分析出《路吉阿诺斯对话集》这一周作人在国内丧失话语权时的代言之作的部分内涵。[22]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关于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接受方面的研究，仍主要从整体上把握周作人的思想样态，从宏观上论述其与作为整体的古希腊文化特质的契合；相对忽视了周作人思想的复杂度及其逻辑的内在演变，换言之，忽略了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理路。研究者往往据钟叔河先生编订的《周作人文类编》之《希腊之余光》卷，对周作人的文章进行抽离写作年代及背景式的探讨。同时，研究者对于古希腊文化的认知也较局限在大框架式的文学史概念范围内，从几个抽象的特质概括出发，而非深入探究古希腊文化的具体样态。这就导致近几年的相关论文也大多不出上述四个方面，很难有所突破。[23]其中最具价值的，是发表于2016年的李雪莲的《源流与意义：“受戒者的文学”说考释》一文。尽管该文也存在较明显的问题及例证错误，[24]但其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细致深入某一概念的辨析，而不只是流于表面性的人云亦云，属于深刻且富有启发的“片面”，而非平庸的“全面”。该文率先辨明，周作人的“受戒者”（The Initiated）概念是源自古希腊的，且“周作人无论是对古希腊的秘教传统还是柏拉图的‘秘教思想’都有自己的认识”。[25]

目前，英语世界中关于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接受的观点，仍延续着美国华裔学者王靖献（C.H.Wang）所作《周作人的希腊文化观》（Chou Tso-jen’s Hellenism）的论述。该文原载于1977年的《译丛》（Renditions）第7卷，由万晓翻译，收入孙郁、黄乔生主编的《回望周作人》丛书中[26]，至今仍是论述周作人的希腊文化观方面最具权威性的论文，本书也多受其启发。王靖献先生散点式地提到了周作人文章中涉及古希腊文化的大部分内容，但因为海外资料有限，故未涉及周作人最关键性的译著《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以及周作人日记中的内容分析。在其之后，英语世界的学者几乎未就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接受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推进。这种缺失似乎是有理由的，一个中国现代作家与被奉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的关系，通常不会被认为是一个能够提供教益的论题。与之相对，英语学界更看重的应该是中国作家能够提供的特殊视角。以苏文瑜《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Zhou Zuoren and an Alternative Chinese Response to Modernity，2000）这本可能仍旧是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周作人研究著作为例，可以部分考察这种缺失。苏文瑜发现，周作人“试图重新思考个人与民族、民族与现代性的关系”，“建构了他对于现代性的另类回应”。但她主要从近现代理论及中国古代思想来寻找周作人的思想来源，而基本忽略了古希腊思想这一重要资源。因而她认为“周作人的美学借鉴了晚明理学的理念，即个人拥有一种作出道德决断的先天能力”。[27]但事实上，周作人很可能并不看重启蒙运动以来所强调的“决断”能力，而是将古希腊的审慎、沉思式的生活方式视为理想。而她分析周作人趣味观念中美与善好的同一，指出这种“美学拥有其道德来源”可能来自“公安派的潜在预设”。[28]但周作人更可能在柏拉图的论述中，很早就确立了古希腊美与善好同一的认知。

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内学界还是英语学界，关于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接受方面，研究都存在相对的缺陷与不足。本课题所涉及的范围较为深广，要求研究者至少对周作人的全部著述（包括译著）都比较熟悉，能够进行细致的语句辨析，同时，对古希腊文化及其所引发的古今之争与诸多哲学思辨也要有较全面深入的理解与认知，而不仅仅囿于文学史概述。因此，选择这一课题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本书借助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学科背景，对周作人的文本进行重新考察梳理，从而努力改进关于古希腊对周作人的影响研究中所存在的概述式或印象式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