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中国在国际生产和贸易规模上均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而由于当前的国际化生产是以各个国家的不同企业参与特定的生产经营环节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为主要特征，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仍以劳动力、廉价资源等初级生产要素为主，这种低位切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方式尽管符合我国的要素禀赋特征，但可能导致“低端锁定”和技术引进上的“依赖效应”，从而使我国企业无法在国际市场上掌握有效的“经营控制权”和“定价权”，难以将符合要素禀赋特征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比较利益，易落入“比较优势陷阱”。从国内的现实基础来看，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与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信息的不完全导致国内要素比价的扭曲。而伴随着内部要素红利的衰减和外部交易成本的高企，作为市场机制微观主体的企业所依托的传统“要素租金”优势正在逐步消失，中国经济呈现增速放缓、结构转型的“新常态特征”，使比较优势向比较利益的转化面临显而易见的现实困境。在诸多矛盾凸显的复杂形势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即如何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持续推进潜在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增进？如何在微观层面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改变经济增长的驱动方式，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如何显化和激活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关键主体，其对于动态比较优势和经济效率增进的微观机理如何实现？对于诸如上述问题的解答既是当前中国学术界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和焦点。

如何化解中国经济的现实困境，显然最关键的是寻求中国经济增长函数中的高级生产要素，而企业家才能便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类特殊的高级生产要素。企业家要素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生产力属性，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处于发起、配置、操纵、控制其他资源的核心地位，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积极、最活跃、最关键的主动性要素。熊彼特（J.A.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将企业家才能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原动力，认为企业家的“创造性毁灭”推动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波浪式上升。企业家不仅善于把握机会、打破现有社会的不平衡，提供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还能创造出新的不平衡，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财富。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企业家才能的作用毋庸置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往往比国有、外资企业更具有市场活力，民营企业家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关键作用。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表明，“截至2015年年末，全国工商登记中小企业超过20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5400万户，全国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36.5万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97.4%；实现税金2.5万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金总额的49.2%；完成利润4.1万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64.5%。中小企业提供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成为就业的主渠道”。可见，充分唤醒和激活民营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极为关键。

尽管企业家才能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证实，然而其对于开放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却一直缺乏相应的理论论证和实证检验。企业家如何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和开放的实现？企业家才能在中国这样的大型开放型经济体中发挥着怎样的关键性作用？其在微观层面的作用机制是如何实现的？显然，对于上述问题的正确解答有赖于重新审视国际经济学领域最为经典和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开篇中提出劳动的专业化分工的思想，认为专业化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参与方所拥有的比较优势不再局限于“先天的”“自然的”资源禀赋所产生的静态比较优势，而更多的是“后天的”“内生的”、具有“可获得性”的动态比较优势。因而企业家的创新本质和要素重组配置的能力是企业家精神的集中体现，深入探析企业家才能和比较优势理论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我国开放型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扭转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实现向全球价值链的高位攀升，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那么究竟怎样的制度环境才更为适合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长期经济的增长呢？鲍莫尔（W.Baumol）认为，一个经济体能否取得很好增长的关键在于企业家活动是配置到生产性活动还是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上去。企业家才能的配置往往取决于社会的报酬结构。好的制度环境可以驱动企业家通过生产性活动获取良好的经营回报，而不好的制度环境会促使企业家出于逐利动机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其创新才能便有可能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而言，社会激励机制尚未完善，再加上行业、地区的进入壁垒，企业家中占比较大、活力较强的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创新才能往往更容易受到抑制，而处于“隐性”或“半隐性”状态。因此，应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市场化导向的体制改革，化解体制障碍，营造适合创业创新的体制环境，是促使企业家才能显化、激活和拓展的重要保障。

基于上述研究思路，首先，本书试图揭示企业家才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用并深入探析其内在作用机理，将企业家才能作为特殊的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的综合分析框架中加以分析。其次，进一步剖析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和“动态性”特征，并尝试突破动态比较优势在计量测度上的困难，在理论论证的基础上进行省际层面的实证检验。再次，寻求企业家才能配置与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关联纽带，论证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对于促进分工深化和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的关键作用。在构建生产函数分析框架与阐述比较优势增进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实证检验来测度企业家才能拓展对比较优势增进的影响程度。最后，深入分析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制度环境，并通过相应的实证检验论证制度安排和政府作用对企业家创新创业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