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自序 永州文化与文学

永州，又名零陵。永州之得名，乃因于境内有“永山”“永水”。康熙九年《永州府志》载，“永山”在永州城“南一百余里，永水出焉，汇于潇水，是谓永江，永州之得名系此”。但永山、永水在永州境内并不出名，不过是“小山、小水”，担当不起“永州”之名，因而永州人宁可相信另一说，“永州”之名来源于“永陵”。《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九疑山志》曰：“零陵又名永陵。”北魏温子升《舜庙碑》云：“疑山永逝，湘水长违。”因此，永州境内确有“永山”——九疑山；也确有“永水”——潇湘水。秦始皇设零陵县，汉武帝设零陵郡，隋朝在零陵郡的基础上设永州总管府。此后，永州、零陵，一地两名，常交替使用。

永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永州发掘出一万两千年以前的人工栽培稻，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人工栽培稻标本，这就意味着：永州是农耕文明的最早开发地之一。永州是舜帝的藏精之所，为“虞舜过化之乡”，舜帝南巡，不仅实现了北方华夏集团与南方苗蛮集团的大融合，也实现了南北文化的大融合；再加上娥皇、女英万里寻夫，泪洒斑竹，殉情潇湘，为中国文学留下了千古爱情之绝唱……自此，永州成为文人雅士的神往之地。屈原歌咏：“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离骚》）舜帝是屈原“美人美政”的最高理想，他神往九疑山，冀盼面向舜帝的英灵倾诉。唐代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他的“天人合一”思想、“吏为民役”及《封建论》中的治国理念，既有其原有的儒学渊源，也有永州现实的点化。宋代的周敦颐，是永州土生土长的一代宗师，他从道学中汲取营养，重新激活儒学，开一代理学之先河，影响中国七百余年；“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副镌刻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楹联，不仅说明了周敦颐的“濂溪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说明了永州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因此，永州作为南北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汇之地，不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有着鲜明的特色。

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千古绝唱的爱情故事，与锦绣潇湘的美景相结合，更为永州的文学增添了绚丽的色彩。陆游诗云：“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仅就“潇湘”一词的文学内涵，就给人无限的遐想。潇水发源于永州，与湘水交汇于永州，永州为潇湘之源，后来扩展为湖南的代称，历代文人咏“潇湘”，也多指永州。自唐宋以来，一大批文人雅士，或仕宦或贬谪或游览于此，他们或是抒发思古缅怀之幽情，或是书写怀才不遇之感喟，或是讴歌锦绣潇湘之清纯，用生花妙笔为潇湘点染传神，给后世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名篇佳作，仅在《全唐诗》、《全宋词》两部诗集中，“潇湘”一词就出现了858次。元明清时期，越南使者进京途经永州，留下了180余首歌吟潇湘的诗作（《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这些足可说明，永州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文化或文学，都曾有过极其辉煌的一页。

然而到了近现代，永州则明显地落后了，曾一度被划归到“老少边穷”地区，文化和文学的发展相应地受到影响，也一度沉寂。20世纪的中后期，叶蔚林下放到永州的大瑶山，他有感于永州的山山水水，用他的生花妙笔写永州的风土人情，《蓝蓝的木兰溪》、《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曾风行一时，影响全国，为永州文学增添了新的辉煌。与此同时，永州的一些本土作家，也在努力接续永州的文学传统，续写着永州文学虽然难说辉煌但也不失其光彩的新一页，杨克祥、李长廷、王青伟、魏剑美等人，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创作曾经或正在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无疑给永州文学增添了现实的厚重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所指的“本土文学”，其概念外延可以逐步缩小：面对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是“本土”；面对中国文学，湘楚文学是“本土”；面对湘楚文学，永州文学是“本土”。上编的“溯源”，就是根据这样的层次概念追溯的。下编的“本土作家”，则是指永州土生土长的作家，他们不一定纯粹写永州，但绝对可以被包括在上述三个层次内。之所以要把“溯源”与“评论”合为一书，目的是要将传统与现实结合起来，这样或许可以给创作提供一个更全面的借鉴：不管在哪个层次上来确定自己“本土化”的创作特色，都是合理的，并且是可以做出成效的。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用诗句感叹：“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锦绣潇湘，是大自然馈赠给永州人的一份宝贵的自然遗产；永州文学，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作为后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保护、光大这两份宝贵、厚重的遗产，让永州的山水更添锦绣，让永州的文学历久弥新，文脉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