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赋役白银化视域中的区域史研究

正如前面所言，研究明代赋税，此前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以借鉴。认真研读这些论著，可使后人对国家层面的赋税制度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选择某一经济区，或是经济区的某一地方，作进一步的微观或个案研究。冀朝鼎先生以研究中国水利见长，他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之概念。他认为“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方法的地理上的差异，同时，还加强了不同地区走向不平衡发展的自然趋势”[26]。从某一侧面对某一地域的社会经济作专门研究，也许可以更容易、更准确地把握该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质。

江南地区自唐代后期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之后，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赋税来源之地。明代之中国，先是太祖依托富饶的江南，定都南京；后是成祖都燕，依托运河水系，运漕粮以供京师，江南重要性更为彰显。然“江南”作为地域概念，不同历史时期，其涵盖范围大相径庭；不同研究人员，其心目中的“江南”也有所差异，甚而有天壤之别。如黄今言《秦汉江南经济述略》，将江南地域置于岭南以北，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袤空间之下[27]；张剑光研究唐五代江南经济史，指江南为唐代的浙东、浙西、宣歙三道[28]，空间范围大为缩小；李伯重研究唐宋明清江南经济史，则将江南定义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及太仓州[29]；陈学文研究明清江南市镇和商品经济，将视域投向“苏、松、常、杭、嘉、湖”六府[30]；台湾学者刘石吉同样研究明清江南市镇，但将研究范围划定为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太仓直隶州，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所属各县[31]。不过，无论江南之界定多么不同，“国家储积，多倚东南，惟苏为最”[32]，苏州当仁不让成为江南的中心。

近人对江南经济史的研究，始于傅衣凌对地主经济、市民经济[33]，唐长孺对大土地所有制的探讨[34]，而繁盛于李伯重对江南经济的全面追索[35]。近四十年来，历经几代学者的耕耘，江南研究已成为区域史中的显学。目前关于江南经济的研究成果，可为叠床架屋，汗牛充栋矣。然亦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以全“江南”、大时段综合研究居多，且只集中于市镇、经贸方面，而个案考察与区域内比较研究相对薄弱。[36]二是江南城市史是江南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具有极大的视域空间，但有分量的选题和研究成果，仍然多集中于全“江南”、大时段，而且内容包含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如城市发展的背景、市民习俗、市场体系、人口、政府行为诸多方面。[37]有鉴于此，本书研究明代苏州府赋税，也算是对全“江南”、大时段这一传统定式的修正。宫崎市定早在1954年即已指出，为了对中国这一巨大的研究对象进行整体观察，必须选择最具有时代特征的地域和该时代特有的史料，其中明代以苏松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最具价值。[38]前人研究已经表明，至迟在明代，江南经济区已经初步形成，而且此经济区是以苏、杭为中心城市（苏州是中心的中心），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39]苏州成为全国赋税中心，虽不始于明代，然至明代中叶苏州已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40]。并且其商业功能覆盖了中国大部分经济区，商业腹地亦包括了中国大部分地区。[41]而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国家和地方赋税的征收，应该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对明代府级赋税进行研究，苏州府是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

实际上，明代赋役制度的演进的脉络，也就是赋役白银化的过程。明代苏州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其与北京的关系，相当于日本德川时代大阪与江户的关系，今天的上海与北京的关系。苏州府赋役白银化的过程，足堪视为明代中国赋役改革的缩影。以赋役白银化为视角，进行苏州区域史研究，也有助于揭示明代社会经济财政变迁的规律和趋势。关于明代赋役白银化的研究，日本学者称之为银纳化。其研究用力颇深，如清水泰次《明代に於ける租稅銀納の發逹》[42]，最早考察了明代税粮纳银的演变脉络及其原因；岩見宏《銀差の成立をめぐって——明代徭役の銀納化に関する一問題》 （收入《明代徭役制度の研究》，同朋舍，1986年），认为以银代役产生的原因源自官员对白银的欲求。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赋役改革的深入，货币税收的份额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完全用白银缴纳的“一条鞭法”，而正是明代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以及由此产生的出口顺差，导致了中国对世界白银的巨大需求，并造成世界白银价格之上涨。[43]因此，以苏州为代表的中国赋役白银化，还具有世界意义。正如夏继果在《全球史读本》导言中所说，“全球史一定要以全球为研究单位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全球史注重探讨 ‘小地方’与 ‘大世界’的关系”[44]。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全球史研究更多的应是“在中国研究”[45]。

另外，苏州自唐宋以降成为财赋重地的同时，亦是文化繁荣之所，其间文化名人辈出，书香雅尚绵延。在全国明清府县中，苏州府县编撰的地方志书数量最多，质量亦属上乘；而主政苏州或抚按江南的众多官员、数量庞大的士绅群体，亦留存了蔚为大观的官私文书。而其中一些赋役资料，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所有这些珍贵资料，无疑成为本书进行系统研究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