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方代表，一听“二百万大洋”，同时站起来，“二百万大洋是怎么算出来的？实话实说，这个数字远超出我们的有关规定，家长再商量商量，找律师咨询。明天这个点再谈。”小军的二叔说：“那厂里能给多少？”王超说：“若按照法律规定，除了公家保险及相关补助，其他没有了。但从道义的角度，厂里会有一定的补偿，但远少于二百万大洋。若有特殊情况，再说。从个人来说，我们肯定能多申请，就向多申请。”小军听了，硬话软话都让王超说了，用法律封嘴，用道义保持弹性。又让家属降低期望，又保留希望。
果然，姑父、二叔、村长、刘春不知应该说什么，只好先散了，各自回去商议对策。
第二天上午，小军的姑父突然提出要去厂里宿舍收拾小军剩下的东西。王超让保安和邢医生陪着小军的姑父回厂了，二叔、村长、刘春留在了酒店。
小军跟着姑父来到他的宿舍床位，剩下的只有两件上衣，一条裤子，一床薄被子，一张凉席，在同宿舍室友的帮助下，姑父一件一件归拢，睹物思人，姑父开始伤心啜泣，全身颤栗，站立不稳，扶着床摔在地板上，晕迷不醒。邢医生冲上前，扶起姑父，掐住人口，不停地呼喊。小军也有些紧张，以前姑父没有什么毛病啊。小军仔细察看姑父的身体松驰，并不如他那样曾经的僵硬。听呼吸均匀通畅。他猜姑父以这种自我牺牲的方式向厂里施压。
邢医生也感觉到异常，与保安队长对了对眼神，“家属需要送医院急诊室手术抢救。”保安队长掏出对讲机，“车调，请紧急呼叫120，上来四名保安，抬家属下楼。这边把东西收抬好带着。”
各种应对措施无缝对接，厂里为了这样的事建立的流程非常缜密。
姑父还在硬撑，到了120车上，先挂了吊水，邢医生给120上的医生说：“初步诊断心梗，准备开胸放支假。”
呜呜呜，120打开急救灯向存小军身体的那家医院驶去。小军见姑父还是一动不动，以为真出事了，邢医生低声对120医生说：“这次是真吓晕了。”小军一听，厂里的医生很狡猾啊。
直到把姑父抬上急诊室的冰凉的床，刺激姑父醒了，一看自己躺在医院，吓得坐了起来。急诊室的医生按住他，阻止姑父下床。姑父连说：“我没病，刚才是悲伤过度，一口气没过来，把自己顶晕了。”“那就需要检查，看气堵哪里了，手术把气放了。”医生架住姑父往身上装仪器。姑父哭笑不得，心中暗骂村长，装晕是村长的馊主意。这要真开了膛，那事大了，这条命跟小军去。“医生，邢医生，我说实话，刚才是我装病。”邢医生见姑父说了实话，“他姑父，您心情我们理解，但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我们都是很同情小军的，我还参与了抢救，只要可能，我们都会尽力帮您把小军的后事处理好。双方必须互相信任。”姑父说：是，我相信你们，但我们想多要点，请村长、雇车都要花钱，他二叔也不能白跑，都想落点好处。”小军见姑父说出了心里话，想起一句话：“一鲸落，万物生。”
在公司的王超接到一个自称是一家都市报王记者的电话，想来公司采访小军的事情。王超让记者传身份证、记者证、采访问题等，向上报告后才能答复记者。记者很快传来相关的证件和问题，王超查了查王记者所在媒体，是小军所在县城的一家小报，小报刊登的都是耸人听闻的消息。王超把这件事向警署作了通报。警署回复：“有采访权，必须配合。”
第三天，厂里和小军的家属第二次见面。厂里王超向家属介绍了厂里所能给予的人道衬偿加上公共基金计十万大洋。小军的姑父没有说话，小军看姑父的神态意思嫌少，但不敢说了。二叔说：“和我们提的要求差太多了，我们不同意。”村长也反对：“太少，我们不同意，家属已经联系记者，准备曝光！”刘春也加入，“明天我们就去小军宿舍楼下烧纸放炮，把身体抬着去厂里大门拉横幅喊冤。”王超等厂方的人都很冷静，“今天我们把补偿多少实打实告诉家属，家属可以再商量提出新要求。对于刚才找记者、拉横幅，这是家属的私下行为，和厂里无关。今天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谈。”
小军看到双方都抛出了各自的方案，但厂里对家属果真采取激烈行为，如何应对呢？他跟着王超来到了三楼厂方的房间。王超对保安，“你们明天各门要守严，不能让家属进厂去烧纸。”保安说：“不让进厂没有问题。若堵大门，将影响进出秩序，还有记者，如何应对？”律师说：“堵门影响了秩序，可以请警署出面处理，涉及违法了。”王超说：“明天大门的车辆、人进出都移到其他门口，就留一个空荡荡的大门让他拉横幅。”
小军又来到姑父的房间，除了刘春，其他人都在屋里。村长情绪低落，“厂里人说的是实话，我问过律师，小军这事不能指责厂里，没有关系，宿舍楼的防护措施齐备，找不到漏洞。不补一分也不违法。”二叔：“那怎么办？十万，太少了，我们也白来一趟。”姑父低着头，一句话没有。刘春推门进来，“厂子离城里很远，拉横幅除了员工看，造不成多大影响。”村长说：我们改变方式，一方面准备横幅和冥纸，多联系记者，这是逼的一手。另一方面把小军姑父家的实际情况，贫困户，当地有名，写个说明，请厂里多给点。”
小军听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并为最后摊牌阶段积累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