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文化育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人类社会正经历时代之变、世界之变、历史之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多元多样，主流意识形态与多样化的社会思潮相互碰撞激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激烈。坚持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以文培元，用文化涵养德行、凝心聚力、培根铸魂，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是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高校担负着培养时代新人、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使命，全力推进文化育人工程，提高文化育人质量，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要求。

因此，将文化育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范畴，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创新的重要体现。关于文化育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其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经历了从“素质教育”到“文化素质教育”再到“文化育人”的思想发展，演绎出“丰富校园文化”“培育大学精神”“推进以文化人”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对高校文化育人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力量，注重发挥文化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滋养心灵功能，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使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长效机制。”2017年，教育部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要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构建包含文化育人等在内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十大育人体系。高校文化育人的目标、任务等得以明晰，高校文化育人质量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得以彰显。

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成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线。推进思想政治工作质量评价，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重要议题。在这一过程中，教育部出台了《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测评体系（试行）》《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党建工作标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等一系列制度文件，明确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评价的新要求，从不同维度构建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测评体系。在这一时期，学者们推出了一系列关于思想政治工作质量评价的理论研究成果，较为系统地回答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为什么评价”“谁来评价”“评价什么”“如何评价”等问题，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评价的学理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2020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要“科学设计各级各类教育德育目标要求”“分类设计、稳步推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为此，在把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评价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开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十大育人体系各子系统的评价，深入研究不同育人体系的特殊性，探索各育人体系的目标任务、场域构建、质量识别、质量判定等，推进各育人体系质量评价的学理性研究，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一项十分重要且紧迫的任务。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董承婷的博士生导师，我建议她以《高校文化育人质量评价》为题开展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董承婷是高校思政骨干专项的博士研究生，具有多年从事学生工作的经历和多学科交叉背景，其博士论文的研究过程体现了她对这一问题的独特洞见和思考。本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成的。本书从学理上阐释了高校文化育人质量是什么、如何形成、何以实现、可否评价以及评价理路，从高校文化育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然性出发，回答了一个科学合理的高校文化育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应当具备何种内在规定以及构建的依据和应遵循的原则，从高校文化育人质量的生成逻辑出发将高校文化育人质量划分为过程质量、结果质量、效益质量，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影响三个不同维度文化育人质量的主要因素和核心关注点，进而凝练出三个维度的具体评价指标。本书在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反复测量、验证和筛选后，构建起了高校文化育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明确了各评价指标的基本内容和权重，通过实证研究对所构建指标体系的科学性进行了检验。这一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对有关教育行政部门、高校开展文化育人质量评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科学把握高校文化育人效果以及文化育人功能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当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向前推进，需要与高校十大育人体系的其他质量评价进行比照研究，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将大数据思维及人工智能等应用于评价中，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文化育人质量评价的共性与差异性问题等。我既期待学界同仁对这一研究成果提出批评和建议，也期待董承婷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对上述问题继续开展研究，取得更多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王永友

2024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