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口述

陈强，1927年11月18日生于江苏苏州。1939年8月参加新安旅行团；1941年8月随团转至苏中根据地，任启海警备团文工队美术组长，后返“新旅”苏中工作组，任《苏中儿童》《儿童生活》《儿童画报》《少年画报》美术编辑。1945年1月加入中共。1947年任“新旅”团委，演出队队长。

1952年组建华东人民艺术剧院，任歌剧团长；1953年后任华东实验歌剧团和上海实验歌剧团领导；1960年调上海音乐学院，担任三个训练班的党支部书记兼歌剧班主任；1963年任上海歌剧院歌剧团团长；1964年任上海歌剧院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1985年任上海市文化局视察员。1989年离休。

我是苏州人，小时候在苏州的升平小学上学，在那里读到四年级。

我父亲叫陈世德，他正式的职业是电信局的报务员，但是他年轻时就爱好世界语。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后不久，父亲和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了一个“语联”[1]，同时负责研究部的工作。他在苏州开办世界语班，一面学习世界语，一面组织青年读进步书籍。1936年他在苏州成立全民流通图书馆，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参加救亡运动，进行抗日宣传。193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之前已经参加了共青团。“八·一三”日军侵犯上海，他组织苏州世界语者到日本租界示威，高唱救亡歌曲，还组织演剧队多次下乡给群众教唱救亡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上海沦陷以后，我父亲离开苏州，到扬州仙女庙的邮电局做报务员，在那里开展世界语运动，搞些进步活动。《红岩》里头党的书记许云峰的原型许晓轩当时就在扬州仙女庙，跟我父亲学世界语，受到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是他的启蒙老师、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我父亲一直很进步，团结了一大批人。

1938年，我十一岁时随着我父亲离开了苏州，跟着家里逃难。我们经过南京、芜湖逃难到湖南长沙，然后到沅陵、常德。我在常德又读了一年小学。我们到衡阳的时候，我父亲一个同事的儿子在新安旅行团，于是我们知道了“新旅”。我父亲就托我的三叔带我到桂林去参加新安旅行团。我到新安旅行团是1939年的8月。后来我父亲陆陆续续把我的姐姐陈明、妹妹陈伟也送到“新旅”，我们姐弟妹三人就都在“新旅”了。

在桂林，新安旅行团借住在一所小学，大家睡在教室的地板上，吃的是粗茶淡饭；不管冬天还是夏天，大家都赤脚穿草鞋。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精神很振奋。不久，“新旅”在桂林郊区致和村恢复了新安学校，我们一些年纪小的团员又到新安学校读书去了。我在那里读六年级。关键是我们的班主任，张泉、罗洛和尹卜贞教过我们，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们除了学文化课，还学习社会科学和文艺方面的知识。我刚去桂林的时候，新旅总干事是徐志贯，他后来到延安去了，以后总干事由张平接任。另外，团的领导还有张杰、张牧。

新安旅行团是青少年的宣传团体，对青少年儿童演出比较多。我们演些小的话剧，如《最后一课》；说说抗日内容的快板；跳比较简单的舞蹈。舞蹈都是李伯钊从苏联学来，曾在苏区流行的，如《水兵舞》《儿童舞》等，还有跟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学的秧歌舞《打倒日本升平舞》，是吴坚教的。

那时在桂林聚集了好几个儿童演出团体，有宣传抗日的广州儿童剧团、有属于三厅的孩子剧团，孩子剧团后来到重庆去了。那时在桂林组织了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我们“新旅”属于三厅的特约团体，工作上不受三厅领导，但三厅每月发我们一些钱。我们“新旅”当时在这些儿童宣传团体中是很突出的，是起领导作用的。

我们“新旅”有很多队，有乡村工作队、伤兵之友队；昆仑关大捷之后，还组织了西南工作队，我姐姐陈明参加了这个队，他们慰问了国民党部队，好像还有新四军的伤员。我参加了新伤兵之友队，主要给伤兵演出，也给普通士兵、老百姓演出。

我随“新旅”参加了慰问李济深的演出，那时唱了专门为他写的一首歌《歌唱李将军》，歌词有“亲爱的李将军是抗日的英雄”，这首歌是张天虹作曲的；陈伟还独唱了刘式昕作曲的《源头水》。刘式昕不是“新旅”的，但和我们“新旅”关系很密切。我们还给李济深演出了独唱、舞蹈。给李济深演出是拍他的马屁，因为他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的主任，有权，要争取他帮助我们，给“新旅”的人发通行证离开广西。

我们撤离桂林以前，演出过一个大型的舞剧《虎爷》，内容是让各个阶层，包括地主，及各行各业的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们一个人要演好几个角色，跳完一个舞又赶快去跳另一个舞，我是跑龙套的。这个舞剧是吴晓邦排的。吴晓邦跟“新旅”的关系很密切，他帮我们搞舞蹈训练，还排过《义勇军进行曲》《春的消息》等舞蹈。我们在桂林的演出十分轰动，观众都很欢迎，反响很好。

后来桂林的环境恶化了，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我们“新旅”从桂林撤退到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我们是分批走的，那时撤退是分组的，一组三四个人。1940年张杰、张天虹他们先走，打前站。我们是1941年走的，带领我们的是大姐姐关建，她后来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那时是我们的组长，组员有任干、何仁和我等四五个人，我们假装是兄弟姐妹。我们这组是经广西的玉林、广东的赤坎、上海到华中抗日根据地的。

新安旅行团到华中根据地以后，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区党委要求新旅在华中组织儿童团，军长陈毅提出的指标是组织10万儿童。后来我们新旅组织了18万儿童，远远超过了10万的指标。苏北地区有个儿童团的总团，开成立大会时，各地来的代表分列宁大队、斯大林大队、毛泽东大队、朱德大队等。

因为那时日本鬼子在苏北大扫荡，我们这组人一开始没有办法进苏北根据地，就先留在苏中，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要求我们留在苏中开展儿童工作，于是我们七八个人组成了苏中儿童工作组，组长是徐莎。之前，我和杨开云曾一度分配到启海警备团文工队工作，教连队战士唱歌。我担任美术组长，经常写标语、画宣传画。

1941年底，徐莎、张渔、方南君和我继续留在苏中坚持儿童工作，分工编辑、出版《苏中儿童》报。文字上主要是张渔负责。我因为小时候就喜欢画画，就成了美编。“皮卷”是我的别名，因为我画画比较疲劳了，就随便起了这个名字。“小方”就是方南君，他主要是投画稿。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开始时连油印机也没有，刻好蜡纸以后，就直接用油滚子在蜡纸上印。后来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席宋庆龄托奥地利记者严斐德给我们送来了一台油印机。这个油印报的印数不多，百多份，分给各地儿童团。苏中那个地方港汊河流很多，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扫荡，有时我们编辑组就在船上躲在芦苇荡里工作，一有情况，船就开了。

1942年我们到了苏北，参加了《儿童生活》的编辑工作。我们去的时候，这个报已经出了很多期了。负责《儿童生活》是我们“新旅”出名的小作家范政，他是主编，张渔也搞文字编辑，王德威和我搞美术编辑。王德威参加“新旅”较早，是在兰州参加的。他父亲是福特汽车公司的代理商，比较进步，把王德威和他弟弟都送到“新旅”来。王德威工作非常勤奋，画比我们画得好，后来他领导新旅美术队，能力强、人品很好，大家都敬重他。我在《儿童生活》上发表过版画《炮弹的故事》《缴获敌人的武器》《飞夺泸定桥》《南昌起义》等。前面两幅画是配合儿童抗战的故事画的，后面两幅是配合报纸介绍我们军队的历史、红军的故事。晚些时候，我们又出版了《儿童画报》，编辑还是原班人马，我还是美术编辑。

这一时期，“新旅”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编报，我就不再参加演出了。我画插图之外，还搞创作，搞了不少木刻、石版画，还画了大量当地军民的速写。当时没有宣纸，画刻得都很小。没有人专门教我们美术，我主要是自己摸索学的。抗战时期，画画的人中，我们跟芦芒接触比较多。芦芒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到黄克诚的三师所在的根据地，我、王德威、彭彬等跟他在一起，经常请教他，跟他探讨画画。他就教我们怎么画。那时苏北根据地画画、搞木刻的人很多，有沈柔坚，他当时是《盐阜大众报》的美编，后来任上海美协主席，还有胡考、陈叔亮、洪藏、丁达明、吴耘、涂克，他们都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我后来又担任了《少年画报》的美编，主要内容是动员儿童们参加抗日。这个画报以画为主，是制版以后石印的，印刷量有几百份。郝杰、方南君也参加画画，但不是编辑。这个报有个栏目叫《我们的画》，刊登小朋友们自己的画，都是“新旅”喜欢画画的团员画的，肖峰也在上面发表过儿童画作品，但那时候他还不大会画画。

1945年夏，我们随新四军三师参加了进攻固守淮安、淮阴城，拒绝投降的日伪军的“两淮战役”。我和王德威等几个人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我军重机枪阵地上贴标语，做宣传鼓动工作。我们蹬着云梯进城后，在城内张贴标语。

我从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到解放战争初期主要是搞美术编辑，后来在解放战争中，那几个为少年儿童出版的报不办了，我才又开始参加“新旅”的演出、导演，以后主要搞戏剧工作。

“新旅”前前后后一共有六百多人，分成几个队。美术队队长是王德威，美术队在上海解放后到浙江美术学院去了。我没有去，而是留在上海搞歌剧导演，后来当歌剧院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我几十年都是搞歌剧，但心里还是喜欢画画的，所以后来我在文化局当视察员以后没有什么事了，就又开始搞画画、篆刻了。我画中国画用的笔名是“老翔”。

（2013年11月5日李丹阳采访于上海，稍后整理；同年12月20日陈强审阅、修改，其女陈莹传送修改稿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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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