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蔚口述

陈蔚（1912—2001），生于杭州，在上海读中小学。1935年考入国民政府交通部，先后在电政管理局及粤汉铁路会计处当会计员。1937年参加武汉合唱团，次年随合唱团赴港、澳、新、马巡回演出宣传抗日并募捐。1940年合唱团解散后回上海，次年到马来亚教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逃难经印度归国。

1942年在交通部重庆招商局会计处任会计，1944年到昆明的飞虎队总部工程部任秘书兼会计。抗战胜利后在交通部设于上海的招商局任会计。1947年再赴南洋，从事教学工作直至退休。

我1912年生于杭州的西子湖畔清波门蔡官巷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陈志方是中国交通部的公务员，同时也是一个在上海有资产的实业家；母亲徐贤是一位名门闺秀。我是家里六姐弟中的长女，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家庭教育。父亲乐善好施、豁达正直，庭训中把忠、孝、仁、义放在首位，推崇“精忠报国”。书房内，还有一些他自己写的条幅格言，像“没有国，何以家”“积财不如积德”等。

父亲不仅以此来教育孩子，而且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薪水养家，让孩子们过俭朴的生活。用在上海“普益习艺所”内办的布厂、绸厂以及振宇牙刷厂赚的钱，在上海成立了爱仁善会，夏天施药、施棺材；冬天施米、施棉衣，并且在上海曹河径买了墓地安葬无家可归、无人收尸的穷苦人。

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从小就刻苦努力，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我对家庭、对社会乃至对国家的责任感就是这样渐渐地培养起来的。我大约五岁时举家从杭州迁回上海斜桥的祖父家。在上海，父亲把我送入万竹小学，后又就读于清心、惠中教会中学。我上中学时，给自己起了英文名字“露易丝·陈”，与吴毓腾结婚以后改为“露易丝·吴”。

父亲的教育，书香门第的熏陶，使我更加勤奋努力，中学毕业后年仅14岁，就开始教小学，17岁时在民立女中白天教书，晚上到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读夜校。就这样在我23岁时（1935年）便以优异的成绩在南京通过全国特种会计考试。这项考试非常严格，只有48人通过，记得我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接着我被安排在南京中央交通部下属的电政管理局做会计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京遭到日寇的轰炸。我随交通部撤退到武汉，就在开往武汉的船离岸时，遥望南京城硝烟弥漫、火光闪闪，不久便听到了日本鬼子惨无人道在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同时，我在战乱中的武汉，也看到国破人亡的祖国遭受日寇的欺凌践踏，悲愤交加不能自已。一想到家国遭难何以安身？便毅然决然辞去了交通部粤汉铁路会计处令人羡慕的工作，和我的上海同乡好友陈霞影一起投奔了为抗日救亡宣传、筹款的武汉合唱团，从此走上了浪迹南洋的战斗历程，踏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不归路。

1938年，合唱团接受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或“筹赈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邀请，由宋美龄出面帮助筹集资金，自费[1]南下到新加坡、马来亚巡回义演，筹款支援中国抗战。

当时武汉合唱团的团长是全国歌咏协会音乐组组长夏之秋先生[2]，我们一行26人。出发之前全团曾宣誓，内容大概是全体团员没有薪水、没有任何待遇；全团不分上下、人人平等；一切收益交公，个人不准收受礼品、纪念品；不谈恋爱、牺牲个人、随时准备为国捐躯。

就这样，我们背起简单的行囊与每人配备的一张行军床，在敌机的轰炸下、在逃难的人流中，沿途我们以抗日歌声、演讲激励着民众、鼓舞着斗志。尤其是麦新所写的那首铿锵有力“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曲，以及团长夏之秋创作的《歌八百壮士》（桂涛声词）、《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光未然词）的歌声，足以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

我们历经艰难险阻抵达香港，在香港演出期间，记得住在铜锣湾圣玛利亚教堂，女团员睡在教堂的讲台上，男团员睡在讲台下，以布幕隔开。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女高音周保灵和演员郑秋子，仍然义无反顾地在香港加入了我们战斗的团队，这时合唱团发展至28位团员。

1938年12月，武汉合唱团来到新加坡，受到陈嘉庚先生的热情接待，并派刘牡丹、潘国渠（潘受）和黄奕欢代表筹赈会安排我们的生活。记得我们在新加坡的膳宿由筹赈会负责，被安置住在广东民路的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团员每人每天还发给零用费两角。由于在新加坡的演出大受侨胞的欢迎，除了在快乐世界体育馆、大世界和新世界游艺场、首都戏院、维多利亚音乐厅、政府大厦前广场等场所演出外，还到全岛各地的市区和乡村的空地搭临时舞台。演出盛况空前，场场爆满，甚至有些爱国侨胞，合唱团到哪里演出，他们就跟到哪里，自觉自愿地为中国的抗日救亡摇旗呐喊。

最令我难忘的是，在1939年除夕晚上的一次表演，当合唱团正在演唱夏之秋团长作曲、戴天道填词的《思乡曲》：

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

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

一夜里炮声高涨，火光布满四方。

我独自逃离了敌人手，如今到处流浪。

故乡远隔重洋，旦夕不能相忘。

那儿有我高年苦命的娘，盼望着游子返乡。

由于团员们都是离开故土、辞别亲人浪迹天涯的人，想到被日本鬼子蹂躏的家乡，逃难在外甚至失去音讯的爹娘，个个悲愤难当、呜咽抽泣，再也唱不下去，夏之秋的手也在颤抖，手中的指挥棒竟然停了下来。台下侨胞在歌声、泣声的感染下，想起了受难的祖国，想起了远在祖国的亲人也潸然泪下，台上、台下感情交融，同仇敌忾，悲壮万分。

就这样，合唱团所向披靡，一首首慷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进行曲》；一曲曲柔情满怀的《赠寒衣予负伤将士》（何香凝词）、《松花江上》。这歌声，就是号角！就是战斗的檄文！抗日救亡牵动着每一位海内外中华赤子的心。观众当场慷慨捐款，尤其当合唱团的团员们，一边唱着由本地筹赈会潘受先生作词的歌曲《卖花词》：“先生买一朵花吧！先生买一朵花吧！这是自由之花呀！这是解放之花呀！买了花，救了国家。……”一边到台下给观众献花（团员们自己做的纸花）时，观众踊跃捐款、争先恐后的场面，简直是不分男女老少一股脑儿地将大钞、小钞、铜板送到筹赈会的捐款处的情景，让团员们激动不已。真是有钱的侨领捐大钱，没钱的侨民捐小钱。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位朝不保夕的老年叫花子（乞丐）当场拿出很多铜板，他还很气愤地说：“这是我的棺材本，捐给日本人钉棺材。”难忘呵，在吉隆坡义演时，还有一位名叫陈永的有钱富商，不仅几乎每次都带领全家大小到场观看演出，而且独自就捐了一架飞机。

1939年4月，合唱团结束了新加坡的义演，奔赴马来亚。我们沿着柔佛州北上，足迹遍及柔佛、森美兰、雪兰莪、巴生、彭亨、霹雳、槟城、吉礁、玻璃市的城市和乡镇。在乡镇义演时，没有戏院时便在空场、草坪上搭起临时舞台，往往是演出的时间还未到，男女老少便从四面八方涌来等候观赏。每每看到义演的热烈场面，我便感慨万千，时常热泪盈眶。

那时，在炎热的东南亚，演出一场接一场，我在团里唱女高音。我从学生时代开始一直是教会学校唱诗班的成员，我的唱功是在唱诗班里打下的基础。虽然我年轻不怕劳累，但是生怕嗓子嘶哑。幸亏我曾参加唱诗班，还有些保护嗓子的办法，又在团长兼指挥夏之秋的教练下，总算能坚持完成合唱中高音部的演唱任务，这使我十分欣慰。

在团里，项堃是话剧组主任兼导演，演出的剧目有自编的《逃亡到星洲》《人性》和《三江好》，也演出《雷雨》并和当地业余话剧团联合演出《前夜》等。《逃亡到星洲》是项堃根据抗日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改编的，由郑秋子饰演父亲，陈文先饰演女儿。那时，团里最年轻的女高音江心美独唱的《松花江上》也深受观众欢迎（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记得每到一处义演，就有学生、青年要求签名留念，在新加坡九龙堂住时，签名册每天堆得小山高，团员们经常流水作业签名到深夜；每到一处义演，华人社团以及侨胞在各地成立的筹赈会赠送的锦旗、纪念品（团员个人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收受纪念品）不下五百件。其中锦旗最多，上边绣着“正义呼声”“乾坤正气”“大汉之声”“树之风声”“民族呼声”，充分体现出东南亚各地华侨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热爱祖国的真挚感情。

演出中间，团员们和筹赈会的侨领轮流上台演讲。每当我上台痛斥日本鬼子南京大屠杀的情景时，台上台下群情激昂，观众不禁振臂高呼“打倒日本鬼子！”“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这时，我往往是热泪纵横、不能自已。合唱团的全体团员就是这样在一年零五个月之中，夜以继日，马不停蹄，艰苦卓绝地奋战在这条无形的抗日战线上。

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各地华侨为抗日救亡捐款一浪高过一浪，尤其在乡镇义演时，那些平时省吃俭用的普通华侨，争先恐后掏出钞票和铜板，脱下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金手镯，一些没有戴首饰和现款的人就报名认捐。气氛激昂、场面动人。有一次，筹赈会负责人和夏之秋团长感动得竟跪了下来，代表前线抗日将士和受难同胞，向东南亚侨胞致以深切的谢意。

为了多筹募一些义款，在得到陈嘉庚主席的同意之下，夏之秋团长把合唱团所唱的抗日歌曲灌录唱片、编印成册，很多侨胞争相购买。一时间，抗日歌曲风靡新、马。像脍炙人口的《长城谣》“……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歌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当……”；《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起来，全中国的同胞，把抗日救亡的旗帜，高高举起……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愤怒的歌声，正义的呐喊响彻东南亚。

1940年4月，新、马乃至国际局势都非常紧张，武汉合唱团不得不终止再到印支半岛以至欧洲、美国的计划，结束了在新、马一年零五个月的巡回。这期间，我们义演数百场、共筹得叻币200多万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款项，当时，一名记者的月薪大约只有40—50元），这些义款由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负责交给了中国。这些支援祖国抗日的捐款，点点滴滴都蕴含着南洋侨胞思家、思乡、思国之深情啊！没有千千万万侨胞的支持，没有陈嘉庚主席的亲力亲为，没有筹赈会的全力以赴的安排和领导，武汉合唱团不可能在南洋，为祖国的抗日作出如此有影响的贡献。

合唱团解散后，团员们陆续从新加坡返回中国，由于陈霞影在吉打（马来亚地名）病倒，住在当地一名医生家里，我便义无反顾地留下来照顾她。陈霞影康复后，两人一同回到新加坡时，筹赈会黄奕欢先生告诉我们，团长夏之秋不肯接受筹赈会500元回国的路费，他表示这是侨胞们捐给抗日救亡的义款，拿了这笔钱，国家就少了这笔捐款。当时局势吃紧，我和陈霞影合拿了500元买了两张回上海的船票，留下500元托筹赈会交给夏之秋做路费。可是夏之秋还是不肯拿这笔钱，而且把自己编词作曲的稿费也捐了出来，陈嘉庚先生只好写了一封介绍信，拜托各方让他免费搭船、乘车回返重庆。

当年我们团里的年轻团员，对武汉合唱团的坚强支柱夏之秋团长，敬佩有加、推崇备至。就是他带领我们这些年轻的团员，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完成了这桩震动南洋的爱国壮举。偕同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侨胞，为支援祖国抗战的无私援助，共同谱写了一曲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抗击日寇的正气歌。这，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根基。

1940年我返回上海时，上海已经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我和陈霞影以及我们的家人，都十分担心我们暴露了抗日分子的身份而遭遇不测，只能隐姓埋名待在家里，那时找工作还要证明，所以也不敢出门找工作。就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在马来亚巡回义演时，在怡保结识的一位上海同乡，也是那时接待武汉合唱团的怡保筹赈会的妇女部招待主任，团员们都亲切地叫她大姐，她的丈夫吴毓腾先生是马来亚教育部的总视学官，来信邀请我们到马来亚教书。

1941年1月我和陈霞影再度联袂到马来亚教书，陈霞影在怡保教小学，住在吴毓腾夫妇家。我则到太平华联中学当教师。我非常喜爱太平这个风光秀丽的小地方，太平湖又酷似我出生的杭州西湖，有一种不是家乡又似家乡的适宜。只可惜好景不长，1941年12月日寇丧心病狂偷袭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战火蔓延到东南亚，12月8日，日寇在马来亚的吉兰丹哥打巴鲁登陆。学校通知教职员立刻疏散，我在学生帮助下搭上了逃离太平的汽车。一路上饱尝敌机轰炸的惊险，看到炸死的难民横尸遍野，就这样几经周折逃到了怡保。

在怡保找到了陈霞影，我们便一同住在吴毓腾夫妇家。这时，危在旦夕的怡保也遭到日寇狂轰滥炸。我们不得不冒着日寇空袭的危险加入难民的行列，在逃离怡保时，遇到警报躲在马华鞋厂后边的橡胶林里，又一次目睹了日军扔燃烧弹、炸休罗桥，在机枪扫射下难民们纷纷倒下的惨景。

我们随吴毓腾一家及吴先生妹妹一家、副总视学官王先生（曾任香港大学校长的王赓武）一家结伴逃到了一个叫甲板的偏僻的小地方。这时，我们用以逃难汽车的油所剩无几。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吴毓腾夫妇认为马来亚沦陷在即，我和陈霞影两人的抗日身份最为危险，又是两个年轻女子，更令他担忧，这样吴毓腾夫妇坚持要送我们到马六甲，并委托那里的朋友送我们回国。这一段危难中的真情，不仅使我们逃离了日本人的虎口，这种患难之交，也使我日后和失偶的吴毓腾结下了半生美满姻缘。

谁能料到，火车开到中途，停在一个叫大巴的小站，我们看到正在仓皇撤退的英军轻重伤员，景象凄凉、惨不忍睹。我们正要义不容辞地帮助照顾伤员时，不想负责撤退的高大威猛的英国军人，却是我们在马来亚义演时，认识的麻坡警察长。这位是曾经把合唱团女团员叫“小老鼠”，团员们又昵称他为“干爹”的和蔼可亲的老警察长。干爹告诉我们日本人马上要下来了，马来亚绝不是久留之地。而且慷慨地把我们两只“小老鼠”闪电般带到了新加坡，住进了汤申路，从马来亚撤退到新加坡的英国人眷属的驻地干妈家。

干爹立刻找到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先生，请他安排送我们两人回国。但是，高凌百表示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干爹一家在英国政府安排下，全体撤到澳洲时，我们又找到了一位义演时结识的中国旅行社主任秦先生。秦先生非常热心，同时认为武汉合唱团为抗日做了那么多事，作为公众人物，认识我们的人那么多，留下来太危险了。终于，在秦先生的鼎力帮助下，搭上了大概是新加坡“日治”前，离开新加坡的最后一条船。这本是一条开往仰光的货船，原计划带100华人离境，已经超到104人，我们两人又是额外，所以只能自带帆布床、干粮上的船。船刚离岸，就传出丽的呼声电台播音员励燕播报的新加坡油库被炸的消息；远望渐渐离去的新加坡岛，一片火海。

轮船在开往仰光的途中，从和英籍船长的交谈中，得知日本人已经在仰光登陆，船已经无法按原定航线航行，只好改变方向开往印度。同时又得知，轮船处境极其危险，前后都有船只被鱼雷炸沉。这位船长的任务，就是为了轮船航行的安全，日夜监视海面四周的情况。我伫立在这位勇敢的船长身边，默默地遥望着这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只有祈祷上帝保佑全船人平安。战争带给人民的是什么？！命运又将是什么？！为什么总也逃不出战争的魔掌？！顿时，我觉得眼前一片迷茫。

在船上，我还见到了同船逃难的老友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庆幸的是，我们又一次逃过了劫难，轮船终于平安抵达印度港。乘客由印度华商商会安排，我和陈霞影却被中国驻印领事馆接到了副领事陈以源家中。原来陈副领事在吉隆坡任副领事时接待过武汉合唱团，对我们演唱的抗日歌曲印象极深，得知我们途经印度，一定请我们到当地华侨中学演唱。当我得知印度的华侨也在为祖国的抗日救亡筹款时，便答应以个人名义参加义演。至今还记得我唱的是岳飞的《满江红》，唱到最后“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

哪里的老百姓不痛恨侵略战争啊！在陈领事的帮助下，资助了我们飞机票，就这样我们从印度的加尔各答乘飞机抵达了昆明，二度回到了祖国怀抱。这“八千里路云和月”啊！谁说他乡无亲人？其实，华人是最有情义的，最讲正气的。在国难当头时，自己不过是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事，想不到走到哪里，都有人相助，得到如此厚爱，真是今生有幸啊，来世真想再做一回华人。

1942年，我又回到交通部，在重庆招商局会计处做会计。1944年由于我会计业务精湛、熟练，英语流畅，进入位于昆明的飞虎队总部的工程部担任秘书兼会计。记得昆明飞虎队基地很大，有上百名美国空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我的工作是负责一位军官的账目和打字之类的秘书工作。

那时，从珍珠港事变后，美国以参战国名义，将1941年8月1日以空军志愿队形式成立的飞虎队，改编为中国战区的特别空军部队，仍由陈纳德将军指挥。抗日期间飞虎队在空中击毁许多日军飞机，在保卫滇缅公路运输线以及抵御日军飞机入侵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

我所在的工程部，上司巴顿先生是位工程师，对下属和蔼可亲。美国朋友也很尊重女性，为人友善、有礼貌，我干得很开心。空军基地装备精良、几乎所有的物资都是从美国空运，甚至于连食品也是从美国运来的，各种物品供应非常充足，生活条件优越。尽管日军经常在昆明狂轰滥炸，哪怕炸弹落在基地附近，可飞虎队的军人和后勤人员工作有条不紊，个个坚守岗位。

当时处在战争状态，飞虎队的组织以及军事力量都是保密的，飞虎队的军人进出基地的机场都佩戴徽章，飞鹰设计样式的是飞虎队的徽章；建筑物设计样式的是工程部的徽章。我由于是在办公室工作，所以不需要佩戴徽章。巴顿队长就特别送给我两枚做纪念。这两枚精美的徽章，我一直珍藏了55年，它是我一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的纪念，也蕴含着我和飞虎队的战斗的情谊。最难忘，1945年8月16日日本人投降，我和飞虎队的朋友一起庆祝胜利的欢乐时刻。

多少年来，虽然我对抗战中的这段历史从来没有提过，可我也从来没有忘过。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就是在国难当头时，为国家做一点应该做的事。

1972年，我回到中国，在北京的弟弟陈昌杰家里见到了当年的团长夏之秋和团员项堃，我们三人抱头而泣，恍如隔世。就在夏之秋团长1996年逝世之前，我把武汉合唱团在南洋义演的真实历史，夏之秋在武汉合唱团所起的作用，以及对祖国抗日救亡的贡献，全部录音献给了新加坡历史博物馆。

（2001年4－5月间方西峰在新加坡多次采访，陈蔚临终前曾听方西峰念整理稿，方西峰于2014年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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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原武汉合唱团团员曾庆骝回忆“1938年夏末秋初，武汉告急，合唱团余下二十多人，决定自费及募捐出国宣传抗日。经多方联系，于1938年9月中后，始告成行。”——采访整理者注

[2]夏之秋（1912—1993），毕业于武昌华中大学物理系。1937年获爱国实业家周苍柏先生资助，考入上海音专作曲系，师从黄自先生。1938年“八一三”沪战爆发，回到家乡武汉参加抗战宣传工作，期间谱写近十首抗战歌曲，并在武汉两岸指挥合唱队。1938年末率领武汉合唱团赴港、澳、新、马宣传抗日并募捐救济难民。1993年夏之秋荣获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著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