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口述

贺敬之，1924年11月5日出生，山东峄县人。笔名艾漠、荆直。1937年考入滋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1938年流亡湖北、四川。1940年到延安，入读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不久考入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文学系。1941年加入中共。抗战胜利后，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工作，1948年任华北文艺工作团戏剧队副队长兼创作组组长。

1949年被选为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和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以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副主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鲁迅文学院院长，《剧本》月刊、《诗刊》编委，文化部副部长、代部长、党组书记，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为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1992年10月离休。

代表作：《南泥湾》《翻身道情》歌词，歌剧《白毛女》剧本，长诗《回延安》《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出版有《贺敬之诗选》《贺敬之文艺论集》《贺敬之诗书集》。曾获“中国当代诗魂金奖”等大奖。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1934—1936年，我在山东峄县的北洛村私立小学读书。在小学里，有几位老师非常活跃，教我们唱一些歌曲，有《大路歌》《苏武牧羊》《渔光曲》，还有《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这些歌对于启发我们爱国的热情是很起作用的。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还学过《葡萄仙子》等这类明月歌舞团的歌，也会唱几句，但印象都不深。当时我们用的新教材中有相当多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像鲁迅、巴金、蒋光慈、叶绍钧等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我们的国文老师很喜欢给同学们介绍一些课外读物，没有课本，他们就亲自刻板印教材。

有两位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们的姓名我还记得，一位叫崔宝之，另外一位叫梁吟鹤。我后来想，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地下党员，但至少当时他们给我传播的是进步的、甚至是革命的思想，给我以很大影响。

后来，在老师的鼓励下，同学们在小学里头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学会。我在上五年级或六年级时候，被推为会长。我们学会与在北京的拉丁化新文字学会总会有联系，我曾执笔代表学会用拉丁新文字给北京拉丁化新文字总会写信，告诉他们学会的成立，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总会很快就回了信，可能也是用拉丁化新文字写的，给我们热情的鼓励，还寄来一些读物，有短篇小说，有关于南方农民生活困苦情况的连续报道，还有红军长征、西安事变的消息。我在梁老师和崔老师的讲解和辅导下读这些文字，萌发了向往革命、向往进步的思想。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拉丁化新文字也就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我到延安，还用拉丁化新文字发表了一首歌颂贺龙的歌词。

1937年，我考上了滋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滋阳乡师”。兖州是过去的古名，当时的地名叫滋阳县。我考上这所学校不久，就发生卢沟桥事变了。我在学校里没听几堂课，日本飞机就来轰炸。我们疏散出来躲避到学校农场附近，炸弹就从头顶落下，在身边不远的地方爆炸。我虽然没有被炸伤，但惊恐和仇恨给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接着，平津过来的大学生宣传队给我们讲演，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教唱《义勇军进行曲》。不几天，从农场回校经过火车站看见大批南撤的军队，使我感到疑惑：为什么在黄河边不挡住日本人就这么撤了？这时，二年级的贺绅谟（我叫他大叔，比我大五六岁）突然晚上来找我说，南方的一个炮兵学校招生，他已经报名被录用了，马上就要出发。他投笔从戎、抗日救国的热情和决心使我震撼。

到了年底，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打到山东来，过了黄河了。到这年天气已冷的时候，山东所有中等学校，包括师范全都要南迁了。这个时候，学校因为我年龄小，觉得南迁后学校不好照顾我，就让我退学了。我记得回家的时候飘着雪花，大概已到年底了。

1937年冬我回家以后不到一个月，村里就涌来从运河北峄县城一带逃来的难民，他们带着伤痕、血泪和仇恨向我们村的人诉说日本鬼子的暴行。我和父亲、母亲同他们一起流泪，咒骂鬼子兵；又抱怨中国军队为什么一直向后撤。不久，就听说鬼子从东北边和北边逼近到了台儿庄。

到1938年的春天，大约3—4月间，我逢上了台儿庄大战。我们村在运河南边，台儿庄镇在运河北岸，在我们村的东北方向。我有幸成为这次著名战役的一个不完全的目击者。从听见枪炮声第一天起，我就每日每夜地注意听着，每天都会听到十几里外隆隆的炮声，还爬到村东翠屏山的山头上向台儿庄方向看，看见一股股冲天的黑烟和火光，还看见日军的坦克像小猪一样爬着爬着就不动了。与此同时，每隔一两天，就有中国军队从我们村边开向台儿庄方向或者在村里驻一两天待命。我们还不时听到从台儿庄方向来的人诉说我们军队打仗勇敢，还听说运河北边有老百姓参战，不怕牺牲。从一些来我们村的军队和难民口中，我还了解到战争的惨烈情况，知道了日本人的暴行。这场大战直到最后，日军始终没能越过运河一步，因此也就没有打到距台儿庄镇只有16华里的我们村来。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我和家乡父老一起感到振奋，使我知道在抗日的问题上，国民党军队的表现是各不相同的。

大战之后，我就决定去寻找母校。我打听到，我们的学校先是迁到河南，后来又到湖北了，改了名称叫国立湖北中学，实际上里头全都是山东流亡的学生。于是我约了五个人一起去湖北，从武汉沿着汉水到了湖北均县（现在的丹江口水库所在地），找到湖北中学的分校。这个分校里有山东所有师范和简易师范的学生；总校在郧阳，里面都是原来山东的正规中学的学生。

湖北当时属于第五战区，当地的文化活动很多，到处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学校里几乎不怎么用正规课本。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文科，喜欢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学生们也经常自发组织办壁报、演救亡戏剧。在湖北流亡期间，我在学校参加了合唱队，学唱了很多的抗日救亡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松花江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参加演出救亡的戏剧，到街头去做宣传。现在还记得参加演过一个活报剧，表现日本人打进一个村庄，杀人放火。那时我才十四岁，演一个小孩，没有一句台词，就是扑向被日本人杀害的父母号啕大哭。在湖北时期，我自己没有写出，至少是没有发表过抗战的诗歌。我正式发表诗歌是1939年学校到了四川之后。

不久，由于国民党军队即将从武汉撤退，流亡学校也转移了。在1938年底到1939年初，我们一路步行经过陕南去四川。在路上，许多同学随身带了一些进步书籍和刊物。一路上，我只要有时间就看书，读了《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了解了红军是怎么长征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怎样一所学校，心中有了投奔延安的想法。

到四川以后，学校改名为国立第六中学。这个时候，学校分四个分校，一分校在川北梓潼县。一分校就是我们在湖北均县时的那个分校，是山东的师范和简易师范合在一起的，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是师范生。这个时期，我非常喜欢艾青和田间的诗，每次得到两人的诗集就一气读完，而且反复背诵。

我在学校里面写了一批诗歌，还与其他四名同学共同创办了墙报《五丁》来宣传抗日救亡，我在这个墙报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同时，我也开始正式投稿，向成都的《华西日报》《新民报》，还有《中央日报》《大公报》《朔风》都投过稿。我曾以艾漠的笔名发表了《北方的子孙》《我们的队伍》等诗歌，还有散文《夜》（“夜是深沉的”是这篇散文里的头一句话，不是篇名）。这些作品都不是直接地写抗战，而是写我的经历、我的感觉，表达追求思想自由、怀念祖国的思想，是这样的内容。但是我有一篇小说叫《失地上的烽烟》，写的是日本鬼子侵占了我们的乡村，残杀人民；人民觉悟起来，参加游击队。这篇小说是在《中央日报》副刊《平民》上发表的。

这个时期我参加的抗日救亡文艺宣传活动，主要是出墙报、唱歌。我没有再像在湖北时那样上舞台演戏了。我还与一批进步的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叫挺进读书会，阅读进步书报。这个读书会对我思想上的帮助还是很大的。那时，我们看进步书刊或者进步同学进行活动受到了监视。我们学校的训育主任是我的小同乡，他找我谈话说：“你这个孩子也跟着他们跑啊？你知道共产党那个锅里头有多少饭啊？他那个是小锅，我们这儿是大锅。你不要跟着他们胡闹啊，我告诉你！”

我大约在梓潼的一分校学习了一年半的时间，到1940年4月就奔延安了。我早在家乡时，就从进步的小学老师那儿已经知道延安，知道红军了，所以我认为延安那里就是光明。我是和李方立、吕西凡、程芸平三位同学相约一起到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的。途中，我写了组诗《跃进》，后来发表在《七月》杂志上。

到延安之前，我曾看到《七月》杂志上鲁藜发表的组诗《延河散歌》，那里面他描写延安山上的窑洞好像一艘军舰一样的。一到延安，我眼睛一看，果不其然。看到有很多窑洞的山，我眼睛就模糊了，来不及细看了——延安，这就是延安啊！心脏就开始跳起来了；看到了宝塔山，心跳得更厉害了。

到了延安，我感觉一切都是新的，是火热的生活，真是春风扑面啊！尽管生活比较艰苦，学习也比较紧张，可总觉得充实，有使不完的劲。我们到延安后，就被安排在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上高中。我不甘心，就向中学部的老师提出了投考鲁艺的要求。老师答应让我到鲁艺去试一试。于是，我就带着自己在赴延安路上写的组诗《跃进》去鲁艺报考文学系。

考完后，文学系主任何其芳说我年龄太小。后来他明确地跟我讲：“你来参加革命就很好，你这个小鬼，家庭出身很苦，追求革命是很好的。你到了延安就到了革命大家庭了，不能在这儿学习，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青年干部学校去，你放心吧。”我一听，就知道考不上了。后来为什么又录取我了呢？大概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何其芳同志到了文学系说：昨天我考了一个学生，我看他文学修养还不行，文学知识也不够。后来他走了，我看了他送给我的诗歌作品，很有些诗的感觉，所以我就收了他了。这是同学后来告诉我的。

我一进鲁艺，就学唱了《鲁艺校歌》。这首歌由我们鲁艺的副院长沙可夫作词、鲁艺音乐系系主任吕骥同志作曲，前头几句就是“我们是文艺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踏着鲁迅开辟的道路……”这样一些词。这首歌在学校里边经常不断地传唱，所以大家都记得。

在鲁艺文学系，我听了不少课，有何其芳讲诗歌课，周扬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周立波讲名著选读课。我刚进鲁艺时还不到十六岁，何其芳称我为“小同学”。在学习期间，我曾向何其芳交了一篇习作，这是以玛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形式写成的。何其芳读后，称我为“十七岁的玛雅可夫斯基”。

课余时间，我们经常在延河边上散步，一散步就和同学们一起唱歌，或者谈一些问题。平常我脑子里面总想着创作，想着功课，想着接触到的一些事情。当时延安经常发生许多大事件，比方说，延安开大会，朱老总和贺龙同志讲话，动员大家准备反对胡宗南大军围攻陕甘宁边区。那个印象很深。

那时候，延安经常举行一些诗歌朗诵会，我很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写出了《自己的睡眠》《十月》《雪花》等诗歌。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期间，我的创作视角又逐渐深入到阶级的苦难中，写出了许多关于农民题材的诗篇，如《小兰姑娘》《红灯笼》等。我在鲁艺学校内部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过自己的诗，但是我朗诵的两三首诗都是属于回忆抗战前乡村生活的。那时，在延安举办的诗歌朗诵活动中，有别的人朗诵我的诗，记得朗诵过《我的家》，这首诗里面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有抗日的内容。

对我的创作活动影响最大的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没有参加这次座谈会，但在这之后不久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大约是1942年5月30日，下着小雨，学校没有上课。我刚要出校门，就见一个人牵着马走来了。我觉得来人很面熟，仔细一看，心头突然一热，这不是毛主席吗？！转身就往回跑，一口气跑回宿舍，把这一喜讯告诉了班里的同学们：“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大家争着拥出窑洞，正好看见毛主席和随行的几个同志被院领导迎进中院北面的平房中。接着，钟声响起，全院师生集合到篮球场。毛主席站在临时摆放的小桌旁，面对我们大家开始讲话。这个讲话是不久前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进一步说明和扩充。可惜这次讲话内容，没有收入《毛选》，但在许多同志的回忆文章中有较详细的记述。

我坐在第一排，听得清楚。毛主席讲的湖南话，因为我在四川呆过，四川话和湖南话接近，因此能够听懂。毛主席穿着灰色的旧军服和同战士一样的布鞋，衣服上还打着补丁。他胳膊扬起来，我看得很清楚。还有，他抽烟抽得很厉害，我印象也很深。

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了两个有名的论断：一个是“大鲁艺、小鲁艺”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知识分子不要摆架子。他说，你们学校的名字叫“鲁艺”，走出这里，到人民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才是进了“大鲁艺”。只有“小鲁艺”没有“大鲁艺”不行；如果离开了社会生活和群众斗争这个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那英雄便无用武之地。

毛主席还讲了知识分子不要自高自大，不要摆架子。他说：老百姓、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老师，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讲这个道理时，他还引了柳宗元的散文《黔之驴》，一边背诵一边给我们讲解，绘声绘色，还打着手势，非常生动，给我的印象很深。毛主席讲：“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贵州本来是没有毛驴的，后来好事的人用船拉了进去，这个毛驴子是个外来干部，是“洋包子”；这个“洋包子”到了贵州，就看不起土包子了，因为老虎是“土包子”。土包子一开始也很迷信洋包子，“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老虎开始很害怕它，驴子一动就以为要来吃它。但是，过不久，老虎发现，驴子并没有多大本事，不过是嗓门大，会叫，即使到了“不胜怒”的时候，也只会“踢之”；老虎明白了驴子“技止此耳！”不过就这点本事，于是，“跳踉大喊，断其喉，尽其肉，乃去。”老虎把驴子吃掉了。毛主席讲《黔之驴》的故事，意思是告诫知识分子，不要高高在上，看不起当地干部，看不起老百姓。那个时候在延安，大家经常用“洋包子”“土包子”来比喻知识分子和当地干部。毛主席形象生动的讲话，描绘老虎和毛驴遭遇的活灵活现的动作，引发了师生们阵阵会意的笑声。

《讲话》发表后，根据地开始了新秧歌运动。在延安时期，我主要是写出了一批反映抗日和反映反法西斯战争的歌曲的歌词和秧歌队的领唱词。当时流行的有《七枝花》（全国解放以后改为《五枝花》，出文集的时候又复原为《七枝花》），还有合唱歌曲《行军》《红色的军队，前去》（这是反映苏德战争的）、《胜利鼓舞》（这是反映苏联红军大反攻的）和反映日本投降之后的《朱总司令下命令》。这批作品是由在当时很著名的《大刀进行曲》的作者麦新，还有杜矢甲、刘炽这些同志分别作曲，由鲁艺音乐系和鲁艺秧歌队演唱的。

我在鲁艺文学系学习，但在秧歌运动中也被调出来参加秧歌队。我除去写歌词，还到大秧歌队里参加扭秧歌。1943年我们准备一个节目《挑花篮》，就是八个农村女孩子，挑着花篮到南泥湾去慰劳359旅。我写出来了歌词，前头一段是要到359旅的起因，路上的所见所闻，后来是到南泥湾的表演。这个稿子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曲子用的是类似信天游的调子，叫《刮野鬼》，是绥远那边的民歌调子。这个节目在延安演出的时候是八个女的齐唱，后来作为独唱最早演唱的，在我的印象里是王昆，1964年《东方红》大歌舞里面是郭兰英唱的。

后来我参加了鲁艺文工团，到绥德乡下。我曾在参加了创作的一个中型秧歌剧《周子山》里当过群众演员。那时，大家一起上。在我的印象里，华君武参演的也是《周子山》，不是《血泪仇》。马建翎同志写了秦腔剧《血泪仇》后，由我们改编为大型的秧歌剧，我参加了改编的工作，但没有参加这个剧的演出。

《白毛女》的创作是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我参加文工团已有约两年时间，是在经过深入生活和参加秧歌剧创作的基础上接受这个创作任务的。当时，鲁艺院长周扬提出要以“白毛仙姑”的传奇故事为题材创作一个表现人民斗争生活的，具有创新意义、民族化、群众化的新歌剧。歌剧《白毛女》的剧本主要由我来执笔写。

写《白毛女》的时候，联系到自己的经历，我是流着泪，把稿纸都打湿了。那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这跟我自己的命运有关。但我觉得，我自己的命运是与我要描写的人民改造世界、求解放的政治目标和向往是一致的。真正触动我的感情，体现我的灵魂和特点的是第一幕，因为这种生活和感情我比较熟悉。这一幕我写得很专心，写到杨白劳自杀了，我精神恍惚。第二天有同学讲：贺敬之六亲不认了啊！其实，到延安后我就写过一篇名为《两根秫秸》的中篇小说，写的时候我也哭了。小说里描写的一个老农民，瘦得像两根秫秸一样，他就是后来我写的杨白劳啊！在包括马可等作曲和导演、演员在内的创作集体的共同努力下，《白毛女》上演后，反响非常强烈，观众们不住地擦眼泪，哭成了一片。

真正地来讲，不管是我的艺术生命、政治生命，还是我的自然生命，都是在延安成长的。所以这种对母亲的感情，在我来讲，是一辈子不能忘的。由于我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所以我这种感情是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反对国民党的统治这个思想情绪联系在一起的。

原来我是个很年幼的小兵，没有做过什么贡献的，现在变成一个年龄很大的老兵了。我这一生，比起别的同志来，比起当年老鲁艺的师长、同学，以及从延安出来做其他工作的同志来，成绩太少；一想起来，我心里常常不免有点愧疚。但我亲历了延安时期开辟的新的局面、新的时代，作为参与了推倒三座大山斗争里面的一员，对这个时代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的骄傲。我还活着，为此，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2014年10月答李丹阳问，柳湧录音于北京；李丹阳据此与贺敬之的两次电视访谈，以及对胡月平、贺成明、聂鑫的口述综合整理；同年12月1日贺敬之审阅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