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洪口述

杨永洪，曾用名杨永红、杨红，广东番禺人，1929年11月生。中共党员。1937年9月参加广州儿童剧团，从事抗战宣传和儿童工作。以后一直从事少年儿童工作直至离休。

著有《烽火童年》《烽烟岁月话童年》。

我们广州儿童剧团是1937年9月18日成立的，是为了纪念“九·一八”。我们的团徽也是那一年制的，至今已有76年了。

“七·七”抗战发生以后，广州市的学校受到敌机的轰炸，所以，所有的学校都已停办了。当时广州市成立了街坊战时服务团、战时儿童服务团，每一个街坊都有。我当时是广州市第49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参加了黄沙区战时儿童服务团。我从小喜欢画画，所以我的老师推荐我去参加广州儿童剧团。一天早上，老师带着我等四个学生到梯云路的市第54小学报到。

我们的团长谈星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党组织委托他组建广州儿童剧团。为了团结儿童的力量，统一布置工作，以便集中来搞抗日宣传，所以就组建了广州儿童剧团。他把陈塘、黄沙、逢源、海塘几个区的街坊战时儿童服务团集中在一起，主要是宣传抗日，贴海报、到街头演讲、唱歌。这个剧团于9月18日正式成立，地点就在广州市第54小学，就是后来的梯云东路小学，现在那个小学也没有了。广州儿童剧团刚成立时，有130多人。我参加这个剧团的时候是八岁。

这个时候，敌机经常来轰炸我们广州，我们看到那些被炸的房屋和被炸的那些人呀，心中很难过，也很悲愤，所以对日本鬼子很仇恨。我们没有学校上课了，变成了流浪儿。好在有党的指示，把我们的力量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宣传。当时我们最大的十三四岁，最小的才八九岁。

广州儿童剧团成立后在广州街头宣传，演街头剧，有个街头剧叫《捉汉奸》。有时候我们演讲进行抗日募捐活动，因为前方抗战需要很多药品，所以要募捐现金支援前线。我们还出版墙报，到处贴。

我们白天晚上都去宣传，敌机来也没有避开。这个时期我们都是搞宣传活动。到了1938年的时候，广州的战事就比1937年紧张。那个时候，我们的宣传就不单只在广州市了，还到广州市周围一些乡镇去演戏，宣传抗日。我们唱过《救国军歌》《救亡进行曲》《保卫中华》等几首抗日救亡歌曲。

1938年的9月18日是广州儿童剧团成立一周年。我们在丰宁路（现在是人民中路）的太平戏院公演儿童剧《古庙钟声》和《海葬》。《古庙钟声》是讲一间庙有一批流浪的儿童，那批儿童开始的时候没有组织，很散的，争来争去。后来因为敌人要来这间庙，其中比较先进的儿童就让这批儿童每个人装成一个罗汉，每个人做个动作，等钟声一响就行动。后来，日本鬼子喝醉了酒进来，大家听到钟声后一齐行动，把日本鬼子弄死了。《海葬》这个剧情很悲，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抓了渔民运回日本培训他们后再来打中国。因为这个情况，这批人知道了这个情况，其中就有人把船戳沉了，就叫“海葬”。演出的效果比较好，特别是《海葬》。虽然那时广州已经开始紧张了，但我们的演出还是很好，因为得到广州很多团体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的大力支持。起先，因为我们还不是很会演戏，没有参加演出，都是参加舞台工作。舞台工作主要是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干，我们是做小工的，搬椅子之类的，帮忙布置背景、场景。

1938年10月，广州开始危急了，因为日军说要攻打广州，要从大鹏湾登陆，很紧张。这时广东省组织了一个战时工作队，要把团体全部撤出去，到其他地方宣传抗日。当时我们广州儿童剧团和从上海撤退来的“八·一三”歌咏队、广州蓝白剧团组成一个战时第五工作大队，儿童剧团成为这个工作大队的十五分队。

在10月21日晚，我们很困难地找到了几个小船，渡过白鹅潭。在船上，章枚教大家唱《中国不会亡》，激发队员悲壮的热情。我们几乎是最后才离开的，21号晚敌人已经进城了，22号就沦陷了。然后我们到芳村的石围塘车站去三水。那天石围塘车站不只是人山人海，简直是黑漆漆的，挤满了很多人，个个都赶着上最后一趟火车。好在当时的领导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让我们上了火车。我和叶里是年纪最小的，他们就在火车的车窗那儿把我们塞进去。我们第一站要到三水。

火车刚过了佛山，敌机在火车上盘旋，要来扫射我们的火车，我们只好下来步行了。晚上黑漆漆的，我们背着行李沿广三铁路走，边走边打瞌睡，脚就插到枕木间，摔下去了。然后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数着枕木，后来就十三大步一小步这么走，就不那么容易摔跤了。走到三水，我们就在路边睡觉。饭也不想吃，我们第一次离开家呀，以前从没有离开过。因为集中的时候很紧急，跟爸爸妈妈讲了就走，顾不了许多了，每个人家里都是这样。我是家里的老六，是最小的孩子。我爸妈和哥哥、姐姐留在沦陷区了，以后六年我没有看到他们，也没有他们的消息。

到了三水，突然接到广东省动员委员会的消息，要我们转上山去打游击。因为形势的改变，后来经过多方面的讨论、考虑，结果我们那个大队又不去打游击了，其他靠近山区的宣传队就去了。我们过了肇庆就坐船去了广西的梧州，继续宣传抗日。一到梧州，我们就听到了广州沦陷的消息。

大概在梧州停留不到一个月，又有消息说不要停留在梧州，我们就转到柳州去了。到了柳州以后，我们继续抗日宣传，有时我们到伤兵医院去慰问。但是，后来接到广东省动员委员会的消息，停止供给。广州沦陷了，我们战时工作队就没有钱了。

于是，我们就集中研究，然后在柳州登了一段新闻，说我们因为经济情况而解散。解散前，我们演了一个话剧《扬子江暴风雨》，演出筹款。筹了款就一人给点路费，把这个队解散。解散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儿童剧团成员都是小孩，第一，我们的年纪这么小；第二，又远离家乡、家长；第三，让我们去做什么呢？那时候我们的谈星团长非常辛苦，他做我们的思想工作，鼓励我们坚持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经过他的动员，结果我们都坚持下来，把这团体保留了下来。

大约在1939年春，我们接到了广东四一兵工厂（原来叫石井兵工厂）的邀请，让我们到他们的工厂里面去做慰问演出。抗战时，兵工厂搬到广西融县，那里有山洞。工厂的人知道我们是从沦陷区广州出来的，工人们欢迎我们去慰问演出。我们跟工人接触时，了解到一个情况：当时的工人是从广州过去的，因为生活上的困难，水土不服，情绪很不好，很多人都想回到广州。谈星团长知道这个情况后认为，如果工人回到广州，就会影响军工生产，武器就不能供应给前线了。于是，他马上写了一个剧本，叫做《爸爸不要做汉奸》。因为这件事他感觉很重大，所以赶着写剧本；写好了马上就排，跟着就演出。演出之后，这个剧得到工人、家属、厂方领导的好评。因为这个剧是针对事实写的，后来那些情绪低落、想辞职回广州的工人就没回去，坚持留在厂里继续军工生产。这就是演出收到的效果。

我们在兵工厂待了一个多礼拜，演了很多场戏。以前工人们也演粤剧大戏，有锣鼓呀什么的，但以前都收起来。看到我们演完了，他们也拿起来演，重新组织来演。我们还进行了一些家访宣传的工作。比如有的家里面有人要回广州，就进行家访，鼓励他们继续在融县工作。我们现身说法：我们从广州逃出来了，你还要回去？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宣传抗日，你们还要为生活回去做奴隶？工厂的领导认为我们的家访很有效。在融县，我们除了去兵工厂慰问，还做了其他的宣传。

后来我们要离开融县兵工厂的时候，他们的工程师叫做王政辅，原来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他对我们的感情很好，因为我们让工人留了下来，于是他给每个团员送一个很小、很精致的飞机，是让工人用铜做的，让我们戴在胸前，他说：“让你们飞向蓝天。”可惜后来我不知道怎么给搞丢了。他还送给我们指挥棒。开始我们是没有指挥棒的，都是用一根木棍当指挥棒。后来他给我们用不锈钢做了一根，作为永久的纪念。

后来我们背着行李离开融县步行去长安镇，都离开二三十里路了，工人们还带着棉被，拿着慰问金（大洋票、金融劵）追赶我们，要送给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经费要自给，知道我们生活困难，也没有棉被，所以，他们就送给我们，一定要我们收下，否则他们不回去。我们没办法只能收下。

在长安镇，我们除了做抗日宣传外，还组织了一个长安镇儿童歌咏团。我们要留下种子，因为那里是广西的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没有见过什么叫话剧，也没听过什么唱歌。我们到那里进行话剧演出和唱歌宣传。在长安镇我们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就决定去桂林。

那时候听到很多文化界人士集中在桂林，那里成为战时文化重镇，而且新安旅行团和孩子剧团等中国几大儿童团体都在那里，还有很多大艺术家，如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戏剧家，救国会“七君子”也在那里。我们想到我们都是小学生，需要提高文化，所以一定要去桂林学习。但我们没有钱呀，去桂林那么远没有钱买火车票，那怎么办呢？由长安镇到桂林要走300多公里，而且要经过桂北的高山峻岭，其中一座山叫苦马岭，就是连马走都觉得苦的，你想想人去走会怎么样？另一座山叫三大炮。那条路很少有人走，我们请了一个带路的当地人，每天走五六十里，准备徒步走到桂林。结果走了七天到了两江。那地方下暴雨，山洪冲垮了桥。我们没办法走，就停了下来。我们的团长鼓励我们涉水过河，他自己拿个棍子在前面带路，我们跟着，天还下着毛毛雨。两江到桂林还有几十里，我们走到桂林都傍晚五点多钟了。

后来我们受到外界的帮助和支持，进步得很快，在思想和在艺术上都有很大的收获。比如说，我们见田汉先生，容易过借火（广州哩语，就是很容易的意思）。他住在七星岩附近，我们几乎天天见他，经常坐着听他讲故事。后来田汉知道我们生活很困难，就通过他的助手叫归来的写了一个剧本《两年》，让桂林市儿童团体座谈会为我们广州儿童剧团筹款演出，田汉担任顾问组的组长。

那时有一个桂林儿童团体座谈会，这个组织就是将整个桂林的儿童组织起来，一道研究工作、研究儿童运动，还同全国的儿童团体，甚至国外的，好像与苏联的儿童团体有联系。我们的儿童剧团也是座谈会其中的一分子。这个儿童团体在当时发挥的作用很大，因为它统一宣传、统一领导。

我们广州儿童剧团的文化学习很重要，团长就设法从各方面去找一些适合提高我们的思想的书籍来给我们学习，像《大众哲学》是在当时开始学习的，还看《西行漫记》。《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都是禁书，还有小说《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铁流》《静静的顿河》等。我们大量地看这些文艺书来充实我们；还看《救亡日报》《新华日报》这些报纸。这些进步读物坚定了我们的人生信念。

抗战期间，广西的政治环境比较好，生存的空间比较大。那时候我们经常请生活教育社的人来给我们讲时事、讲形势。有个讲师叫程金莲（音），讲得非常好。好像沈钧儒（“七君子”之一）也曾来给我们团讲故事。在桂林，我们还邀请了一些文艺界各方面的人给我们讲课。那时候，我们跟新安旅行团住在一起，他们对我们帮助很大，教我们跳一些集体舞，是他们从八路军那里学过来的。比如，当时我们跳的《抗敌舞》《海军舞》《水手舞》《乌克兰舞》有些是在红色区里有人从苏联学回来的，都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没有的。

在桂林的九个月里，我们每个人在思想上、认识上都提高了，在艺术上也学习了很多新鲜的东西，吸收了很多新鲜的理论。因为谈星那时经常去《救国日报》社，基本上两天去一回，从那里拿到很多东西。他在广州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在《救亡日报》工作的女画家，叫郁风，可能他们是一个组织的，所以他能带回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在思想认识上提高得比较快一些，特别是对形势的认识，比如对德国突袭苏联这个问题认识比较清醒一点。后来我们看《论持久战》，使我们有信心坚持下去。

因为我们是没有经费的，要靠自己筹集。那时候我们有一条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在桂林的九个月结束了，我们去了柳州。恰好我们遇上了第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的负责人左洪涛同志，他通过司令长官张发奎争取让我们特约三个月上桂东南前线，主要任务是加强军民团结，提高抗日情绪，增加爱国精诚。所以，我们在前线的宣传都集中在这几个方面，特别是提高爱国情绪，在部队里我们演了一些剧，如《狮子打东洋》《捉汉奸》《忠义之家》等剧；唱歌是唱《义勇军进行曲》《军民合作》《赞美新中国》这些歌；跳舞就跳《抗敌舞》《抗日升平舞》《海军舞》《水手舞》《打球舞》。在前线的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个《狮子打东洋》里演的是，有一头狮子是个睡狮，东洋鬼子去调弄它。一开始狮子没有什么反应，后来狮子醒了，跟东洋鬼子发怒了，发出怒吼，跟东洋鬼子打了起来，最后狮子把东洋鬼子打跑了。这时候那些群众欢呼啊，效果很好，很受部队士兵欢迎，也受百姓欢迎，这是最民族形式的保留剧目。

在前线三个月里面，我们除了演出，每天都要行军四五十里路去一个部队，早上出发，走四五十里，到了部队驻地五点钟吃晚饭。在吃晚饭的时候，观众来了，我们马上放下饭碗就去化妆。那几个月都是这样。我们一休息就到村庄写大标语，写长标，提高老百姓的觉悟。我们还到老百姓的家里家访和教小朋友唱歌。因为当时学校不开办了，所以我们就通过唱歌教他们学习认字。没有笔、没有纸怎么办呢？就让他们从家里拿块炭，在地上写字，教他们写字。我也组织过那些儿童学习班，教孩子。

我在广州儿童剧团，差不多都是演日本仔的，专演反角。我从桂林第一次在打日本的戏里饰演日本兵以后，后来演着演着，只要什么剧里有日本仔，就找我演，《狮子打东洋》也是我演日本兵。所以我的那本书里写了“我当上了‘日本兵’”。

在前线这三个月，中共第四战区特别支部派了一个年轻的党员、上海人郑黎亚（从前是战地服务团的）到我们团当指导员。她前两个月，95岁才在广州去世。我加入共产党是在解放后。

当我们正紧张开展军民团结宣传工作的时候，第四战区长官部的政治部主任就用张发奎的名义通知我们回柳州。这样我们就没办法再坚持在前线工作了。张发奎要送我们进学校深造，问题来了：要我们入学校读书，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团体解散，不解散怎么入学校读书呢？为什么提出要我们去学校呢，就是国民党通知了张发奎，叫他解散我们。后来我们为这个问题曾跟司令长官面对面说，他要我们这样，我们说不要。谈星同志就提出，这个意见我个人答复不了你，因为我们都是从沦陷区出来的，我有责任负责他们的安全。结果，我们跟张发奎谈妥条件，我们要坚持工作，那我们就离开长官部。

离开长官部后，我们还是坚持抗日工作。这时开始注意到国民党的反动分子对我们进行监视和盯梢，因为我们到什么地方都有特务跟着。后来我们离开了柳州，跟着到了桂平。我们就在桂平这个小城镇里进行宣传。这个小城镇的人以前没有接触过话剧、歌剧、歌咏等，我们到了桂平后，为了要开展我们的儿童运动，就在桂平组织了桂平儿童歌舞团，还在《浔州日报》添了一个副刊《桂平儿童》，由我们来编辑。在街头，我们举办了漫画木刻展。当地人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些。因为在桂林的时候，我们和漫画宣传队很熟，就印了一批木刻，拿了一批漫画来进行宣传。在这期间，桂平司管区（音）注意到了我们。我们住在桂平公园水深亭那里，有一天，司管区的政治处处长来我们驻地拜访，其实是在侦察我们。他进来鬼鬼祟祟、东张西望。我们正在学习，个个坐在床上，一般拿个背包做桌子这样写东西。他进来到处看，看到夏扬在写日记，就要拿他的日记来看。夏扬不给，说：“这是私人物品，谁都不可以看。”那个处长觉得很奇怪，我拿都不给？处长就很没意思了，又去翻其他人的书，谁知道一翻是《三国演义》。当时我们都是两本书，上面一本，下面一本不同，下面一本是一有动静要随时藏起来的。一看《三国演义》、再看《鲁宾逊漂流记》，这样他翻来翻去都是这些，没看到什么，然后就走了。从此以后，我们的学习就不在团部学了，就去西山顶，用衣服包着书，就当是去洗澡；洗过澡就学习，学习完了，那衣服也干了，就把书包回来，这样让他们看起来就是去洗澡而已。这个处长来过以后我们就提高了警惕。

这样，我们在桂平住了一段时间，进行了工作。1940年的一天，我们听到了南宁光复的消息，团部就决定去南宁。但桂平留下了很多工作要做，一个，有两个歌咏团要教他们唱歌；一个，《浔州日报》有个副刊《桂平儿童》由我们坚持编。因此，我们在桂平留下了一个工作组，由三个同志：夏扬负责《浔州日报》的《桂平儿童》；路琪负责两个歌咏团；白桦负责日常的工作。

我们其他人都去了南宁。到了南宁后，我们除了日常的抗日宣传之外，还发现那里日伪留下来的奴化教育遗毒很深。谈星团长就要开一个儿童识字班来进行反奴化教育。谁知道这个班一开办，因为我们是不收学费，不收纸张费什么的，免费入学，结果一报名，哗——，人多到应付不了。那怎么办呢？后来就决定要办一家小学才行。当时南宁刚刚光复，还没有其他的学校，谁知道一开课报名的有三四百人。这样，我们就找了一家祠堂，把瓦砾清除了，动手把床板漆黑做黑板，动员学生把砖块垒起来搭上木板做桌子，叫他们自己带小凳子来，用战时的方式来解决学校的环境。校名就叫南宁抗战建国实验小学，我们的课本是参考陕甘宁边区学校的课本，并结合南宁的情况自己编印教材。谈星团长做校长，我们这些原来的小学生就教小学生，小先生教小学生。南宁当时唯一的一间新型小学就这样成立了。从那以后，我们除了上课外还有很多活动，比如唱歌、排剧、讲时事，各方面都比较灵活。所以，学生进步很快，那些家长和市民都很欢迎。就是因为这家小学出了成绩，所以附近的学校都来参观，因为学生成绩好，考到哪间学校哪间都要。也是因为这间学校成绩好，招惹了南宁市党部派人来视察，最后教育局勒令我们停办，理由有三：一、说我们的老师没有聘书，没有老师资格，没经过考核；二、说我们没有资金，资金需五条金条（我们连饭都没有得吃，哪里来的资金？）；三、说我们没有校舍。这样，我们这家学校办了一年多就结束了。学生家长和市民听说要停办这家实验小学，日日都有很多人来我们的团部。但他们不知道，要我们停办的真实原因是说我们灌输“赤色思想”。

我们在南宁除了坚持办这家学校，组织了南宁儿童歌舞团；还为了在南宁推广话剧，办了业余话剧团。因为我们主要演话剧，所以我们就要用话剧这个武器去唤醒人们，使人们掌握这个武器去打击敌人。此外，我们还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

我们离开南宁后，就转到梧州。在梧州其实我们就是整训。整训其间，经常有人盯梢，给我们很多打击。我们知道儿童剧团在广西不能立足了，于是我们就回广东了。

谁知道回到广东一样是这么黑暗。我们回到广东就在肇庆工作。到肇庆以后，刚好是9月18日，在那里庆祝“九·一八”的六周年纪念。大家情绪激昂，写了活报剧《打狗记》在那演出。“狗”就是特务，因为他们经常在我们周围，大家对特务都觉得特可恨，所以大家要发泄心中的愤怒，就把特务当狗，要狠狠地打。除了平日的抗日宣传外，还组织了肇庆业余话剧团。谈星团长给他们排演了舞蹈。

我们发现肇庆也不是我们立足的地方，于是团长决定通过关系，落脚鹤山的沙坪进行慰问演出。鹤山沙坪这个地方属于三不管地区，隔江就可以看到日军的炮楼，上面竖着日本旗。我们在沙坪的堤坝上进行宣传都要找武装保护。在慰问演出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抗敌演剧宣传第七队，合作了一次，我们就离开了肇庆。为什么会离开肇庆呢？因为我们在沙坪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经常出现在我们的周围。其实我们在沙坪有一个目的，谈星团长想联系东江纵队，第二想联系珠江纵队，结果都没有联系上。

我们团有一个同志叫叶华，是我们在沦陷区带他出来的，我们在鹤山沙坪的时候就带了他和海风两个人回到沦陷区广州，一个是家访，慰问家属，同时想筹一点路费到东江纵队。谁知道广州很穷，筹不到经费。

国民党的广东省主席李汉魂连拍几个电报要我们回曲江（就在现在的韶关），说是要我们回去参加十月十日话剧会演，要在国庆节前到韶关。当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靠变卖衣物来维持生活。我们接到三个电报也没办法，迫于无奈也要回去。我们沿路北上，当时国民党用保护形式押我们回韶关。因为国民党怕我们，不想让我们在那里，根本就不让我们这个团体存在，要解散我们。

一到曲江马上就把我们全部逮捕入基庐政治犯监狱。那天晚上逮捕的时候如临大敌，架起机关枪对准门口，警察以捜查户口为名来逮捕。只有我一个人逃脱了。因为我得了斑疹伤寒病，入了医院，这样就漏抓了我。到医院通知我的人就是中共地下党员阿朝艺（音），解放后当过广东省话剧团的团长。他一见我就问：你们剧团有没有危险品？即有没有手枪、手榴弹之类的？我说没有。其次他跟我说，你们剧团全体被捕了，你赶快离开。当时我在鞋底挖了个洞，把广州儿童团的团徽藏了进去，拿鞋垫盖上，脚穿在上面，这样才保存下来。我逃离曲江，到柳州去找郑黎亚。她向上级汇报了我们的情况，把我安排到演剧四队。

我们儿童剧团共牺牲了四位同志。其中海风是敌人来包围部队的时候，他掩护部队撤退，这样就牺牲了。李锦荣也牺牲了。还有夏云，她是一个团员的妹妹，是从广州沦陷区带出来的。国民党当时把我们这些团员分成三批：年纪最小的，年纪中间的，年纪大点的。最小的四位有夏云、志坚、宁燕、汀肇。夏云为什么死呢？当时国民党的特务为了瓦解我们儿童剧团，就把他们几个最小的送到广州儿童教养院进行教养，要改变他们的思想。夏云当时病了，得不到医治，同时受到歧视，被说成小红鬼，这样就熬死了。她死的时候才十二岁。其他的三个人，得到汀肇的妈妈担保，被领了出来。

年纪中间的那六个，丁文、叶华、路琪、方凌等那一批，后来在曲江基庐政治监狱那里分开，把他们转去湖南衡阳集中营去受训。后来，敌人要打通粤汉线，衡阳告急，周围都有大火，他们就趁乱逃走，几个人逃到了重庆。最后国民党留住年纪大的那八个人不放，要审讯他们，把他们转到了人间地狱。那时，因为战争动乱，就把他们转来转去。当时这几个人一般也就是十几岁而已。谈星因为在监狱里受了刑，病得厉害、瘦得厉害，就去香港治疗，不久去世了。1946年的10月7日《华商报》给他开了追悼会。

（2014年4月14日、5月23日罗珣、贺林平采访于广州，罗珣整理。因杨永洪离开了广州，无法请他审阅，故文中若干人名、地名、机构名未能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