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24年4月发表于《小说月报》法国文学专号的《法国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一文以如下诗句开篇：

给我们一个名字，能够充满心灵以

引导人类的光明的思想，

学问的绚烂，与艺术的愉乐的，——

一个名字，能够叙述出一个光荣的参与，

在人类的长久的苦役与猛烈的战争里，

以期打开一条路，

从黑暗中走到，

自由博爱平等的日子的，——

一个如明星似的名字，一个光彩辉跃的名字。

我给你们以法兰西！[1]

该段文字出自美国作家亨利·冯·迪克（Henry van Dyke）（1852—1933）创作于1916年的《法兰西之名》一诗，见证了法国文学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力。中国人对于法国文学的兴趣肇始于晚清。据统计，1840—1920年间，法国文学译作在整个外国文学译作中位居第二。[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文学是《小说月报》中仅次于俄罗斯文学的第二大外国文学。[3]1931—1937年，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同样活跃。[4]中国人对法国文学的兴趣解释了笔者为何以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为研究对象。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期刊扮演了构建想象共同体的角色，这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尤为明显。在创作于1928年、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为主题的小说《倪焕之》中，叶圣陶写道：

刊物是心与心的航线，当时一般青年感得心里空虚，须要装载一些东西来容纳进去，于是读刊物；同时又感得心里饱胀，仿佛有许多的意思许多的事情要向人家诉说，于是办刊物。在这样的情形下，刊物就像春草一般萌生；名称大概含有一个“新”字，也可见一时人心的趋向了。[5]

在1931年首次以连载形式出版的小说《家》中，巴金描绘了当时年轻人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等杂志的热情。[6]这些期刊不再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而是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等新的社会原则。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期刊的关注由来已久。198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收录了1915—1949年间出版的276种杂志。[7]2010年，该目录汇编修订版出版，所囊括杂志数量不变。[8]同年出版了内容更为完备、包括657种期刊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9]我们以1988年出版的目录汇编为底版，按历时顺序建立了法国文学翻译作品表和法国文学评论文章表，考证出绝大部分法国文学译作的原题，指出它们的体裁，并将评论文章，特别是并非以法国文学为主题的评论文章中涉及的法国作家名字挑拣出来。我们不仅关注评论特定时期或特定作家的长文，也关注评介法国文学最新动向的短文（法国文学作品被重新发现；法国文学新作发表；法国文学作品再版；法国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法国文学手稿出售；法国戏剧在中国排演上映；新文化机构在法国设立；法国文学学术会议和展览举办；中法文化交流协会成立等）。

文学期刊让我们能够更为直观地观察中国读者对于法国文学的反应。一些期刊面向大众征文，这为普通读者表达对于法国文学的看法提供了空间。比如，《宇宙风》征集“二十四年我所爱读的书”，于是有了次年（1936年）2月1日在该杂志上发表的《〈莫里哀全集〉等三种》一文。一些杂志设立固定专栏，用于登载编者与读者以及读者之间的对话。中国读者对于同一部法国文学作品的多元阐释因此获得呈现的可能。比如，《开明》杂志“短评”一栏刊登了数篇法国文学读后感，其中六篇涉及米尔博（Octave Mirbeau）的《工女马得兰》（原名《坏牧羊人》），四篇涉及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的《水上》，四篇涉及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的《鹅妈妈》，三篇涉及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黛丝》。另有三篇以《法国名家小说集》为主题，两篇以左拉（Émile Zola）的《洗澡》为主题。[10]

1917—1937年中国文学期刊中发表的部分法国文学评论文章如今被收入作家作品全集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得以再版，但笔者还是尽量参考原版文章。因为再版文章可能与原版文章有出入，而这一出入有时显示出文章作者对于法国文学理解的变化。郁达夫即为一例。2007年出版的《郁达夫全集》收录了《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我们在其中读到如下段落：

表面上似与人生直接最没有关系的新旧浪漫派的艺术家，实际上对人世社会的疾愤，反而最深。不过他们的战斗力不足，不能战胜这万恶贯盈的社会，所以如卢骚等，在政治上倡导了些高尚的理想，就不得不被放逐。[11]

该段文字最初于1923年5月27日发表于《创造周报》，最后一句原文为：“所以如卢骚，佛儿泰而Voltaire等，在政治上倡导了些高尚的理想，就不得不被放逐。”[12]伏尔泰的名字之所以没有出现在2007年版《郁达夫全集》中，是因为该版编者参考的不是该文最初版本，而是1930年《敝帚集》中的版本。郁达夫对伏尔泰的态度以1928年《卢骚传》的发表为分水岭。此前郁达夫笔下的伏尔泰一直以正面形象出现，[13]而《卢骚传》中的伏尔泰则变成一个好虚荣、会奉承、善嫉妒的人。郁达夫很有可能出于前后言论一致的考虑，在1930年出版《敝帚集》时删去了1923年版文章中伏尔泰的名字。郁达夫对伏尔泰态度的改变是否源自于他对该作家了解的深入？抑或仅仅因为他希望通过抹黑伏尔泰，衬托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光辉形象？我们将在本书第四部分探讨《卢骚传》的撰写过程时回答这些问题。

有时即使原版和再版文章内容没有出入，文章在原期刊中的刊登形式也会揭示出再版文集所未必能够揭示的问题。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文学》杂志中的接受便是一例。1933年蒙田诞辰四百周年之际，梁宗岱应邀在《文学》创刊号上发表《蒙田四百周年生辰纪念》一文和《论哲学即是学死》译文。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被收入2003年版《梁宗岱文集》第二卷和第四卷。如果只读该文集，我们无法得知两篇文章最初在《文学》杂志中为并列排版，而它们中间镶嵌了一首以蒙田为主题的打油诗：《四百年前和今日》。这首诗的作者，也是《文学》编委之一的傅东华，将蒙田描述成具有怀疑精神、为社会进步而战的反封建斗士。[14]而就在傅诗发表的同一页，梁宗岱这样写道：

和长天，高山，大海及一切深宏隽永的作品一样，蒙田底《论文》所给我们的暗示和显现给我们的面目是变幻无穷的。直至现代，狭隘浅见的蒙田学者犹斤斤于门户之争：有说他是怀疑派的，有说他是享乐派的，有说他是苦行学派的……“让我们跳过这些精微的琐屑罢”[15]，如果我们真要享受蒙田底有益的舒适的接触和交易。“我所描画的就是我自己”，“我自己便是我这部书底题材”[16]，这是蒙田对我们的自白。[17]

梁宗岱强调作家的人性，傅东华强调作家的社会功用。我们因此有理由推测，二人关于蒙田的看法存在分歧。顺着这一推测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受邀为《文学》第一期撰稿的梁宗岱，在给第二期投稿时便被拒稿。1934年，另一位法国文学批评家马宗融开始接近《文学》杂志，在其上发表多篇文章。《文学》编委对马宗融似乎颇为满意，1935年将主持“世界文坛展望”栏目的重任交给他。梁宗岱则于1934年11月17日致信《文学》编委会，批评马宗融将莫里哀剧作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今译《可笑的女才子》）的题名译为“可笑的上流女人”不妥。梁宗岱认为，该题名宜译为“装腔作势”。梁宗岱的信件和马宗融的复信一并刊登于1935年1月1日的《文学》杂志，由此开启了两位法国文学批评家间的论争。梁宗岱是否确实与《文学》杂志以及马宗融属于不同文学阵营？他们分歧的根本原因何在？这一分歧如何影响他们各自对于法国文学形象的制造？我们将在研究蒙田和莫里哀接受的章节中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我们选择1917—1937年作为研究时间段，是因为1917年可以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1937年则意味着相对平静时代的终结。中国现代文学源自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上述大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先驱均出生于1880—1905年间。此时科举制度日趋没落，而当时中国的民主之风让他们即使不走出国门，亦能够汲取如今仍令中国大众耳目一新的精神养料。[18]伴随中国现代文学勃兴，大量文学社团和期刊诞生。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社团和期刊的风格，将它们大致定义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或根据它们的时间观，将它们定义为激进或保守的；又或根据它们的政治倾向，将其定义为左倾或右倾的。这些标签有时为作家自己所标榜，有时拜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所赐，还有一些由文学论战一方强加给另一方。这些标签尽管有简化之嫌，却也为我们把握当时文坛概况提供支点。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不同立场反映在其对法国文学的译介中。进步主义期刊为卢梭塑造正面形象，《学衡》则将其视为道德沦丧的作家；左翼期刊将巴比塞（Henri Barbusse）和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视为灯塔，《人间世》则更喜欢蒙田。也有许多期刊对不同流派的法国作家持开放态度。比如：强调文学与社会关联的《小说月报》曾刊登梁宗岱研究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的长文，作者通篇强调内心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再比如，充满颓废色彩的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秋歌》一诗，却出现在明显具有左翼进步主义色彩的《文学》杂志上。

一些中国批评家刻意制造一幅法国作家形象，为自己的文学立场正名。吴宓将龙沙（Pierre de Ronsard）和马勒尔白（François de Malherbe）进行的语言改革描绘成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对立面；郁达夫撰写《卢骚传》时忽略其所参考的外文卢梭传记揭示作家阴暗面的细节；穆木天则在一份左翼期刊中将弗朗索瓦·维庸（François Villon）塑造成无产阶级代言人。

本书主要回答如下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期刊译介了哪些法国作家？他们如何以及为何被译介？本书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概述1917—1937年中国现代文学期刊中法国文学译介状况，后四部分按历时顺序，分别研究中世纪、十六、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法国文学译介与接受。

第一部分共分两章，分别概述法国文学翻译和评介状况。第一章展示21年间法国文学译作数量和体裁分布的变迁，指出每种体裁被翻译最多的作家，以及该作家逐年被翻译作品数量的趋势。第二章以专门评论某一时期法国文学的文章为基础，概述这些时期法国文学在中国的总体形象。

第二部分研究中世纪至十六世纪法国文学接受，主要涉及五位作家：维庸、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龙沙、蒙田和马勒尔白。我们将关注不同中国批评家对于这些作家的不同态度，特别研究左翼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对维庸形象塑造的影响，以及《文学》创刊号中蒙田的形象。

后三部分分别以莫里哀、卢梭和波德莱尔的接受为研究对象。每部分先概述作家译介情况，然后分析围绕作家展开的论战。共涉及三场论战：马宗融与梁宗岱关于莫里哀的论战、郁达夫和梁实秋关于卢梭的论战、鲁迅和徐志摩关于波德莱尔的论战。

笔者根据作家在评论文章中出现的频率及其被翻译作品的数量，选定上述八位法国作家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同时兼顾其他法国作家的接受研究。后者会出现在第一部分概述中，也会出现在对中国批评家的分析中。比如，在研究梁宗岱对莫里哀的接受时，我们会兼及梁宗岱对瓦莱里诗作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中的法国文学接受构成一张复杂的知识生产网络图。对比译作与原文、评论文字与它们的参考文献，我们发现各种改写、删除和增添。这些文本策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接受者对法国作家的态度。这一态度与中国接受者的视野，以及形塑这一视野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我们将捕捉中国接受者评论法国文学时使用的关键词，从他们同时期其他文章中找到这些词，以此为出发点，重构中国评论家的文学视野。研究莫里哀的接受时，我们将探讨马宗融笔下的平民概念和梁宗岱笔下的永久性概念；关于卢梭的接受，我们将探究郁达夫笔下愤世嫉俗者的概念和梁实秋对浪漫主义和理性的定义；在波德莱尔接受研究中，我们将研究鲁迅和徐志摩视野中的颓废和音乐性概念。

我们一方面重构法国文学译者和评论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关注他们对于生、死、爱、美、痛苦等人类生存根本问题的思考。这一思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法国文学如何触动处于深刻文化转型期的中国文学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