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京公园：文明性与文化性的对接

公园进入近代中国之后，以上海和北京的公园为代表，基本可分为两种类型。前者是殖民者在租界区兴建的西式公园，后者则由中国政府将传统名胜改造开放。27

1868年，英美租界工部局在上海出资建造Public Garden，当时译为“公家花园”，后俗称外滩公园，这是近代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园（图0-3）。此后工部局又在上海租界区陆续修建了新公园、昆山公园、虹口公园、法国公园、汇山公园、兆丰公园等十五座公园，除了新公园之外，早期都将华人排斥在外，特别是外滩公园，曾因“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案而在国人心中恶名昭彰 28；唯一允许华人进入的新公园也由于管理不善，沦为底层阶级的聚点，稍有体面的华人不屑一顾。直到1928年，外滩、虹口、兆丰三公园才对华人开放，但在国人的情绪上还是有一定的隔膜，如沈从文就曾嘲讽上海的公园“全是小洋囝囝的天下”29。在沪的文化人也鲜有逛公园的习惯，即便其中有些人在京时是公园的常客，如胡适、鲁迅等。此外，殖民者还在天津、青岛、大连、哈尔滨、沈阳、汉口等地建有多处公园，由于这些公园早期都不向华人开放，因此并不介入国人的日常生活，起到的示范作用也有限。不过，作为一种空间的殖民主义，租界公园刺激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他们更加迫切地意识到建设本国公园的需求。30

清末民初，中国官方着手开辟本土公园，以北京为典型。1906年，端方、戴鸿慈建言效法西方“导民善法”，此后什刹海、香厂、厂甸、景山都曾被纳入公园选址的考虑范围。31 1907年，清政府在三贝子花园的基础上建成万牲园，时论皆视其为北京公园的起点。1910年，《大公报》发表丁义华《公共花园论》，提出先农坛、地坛、日月坛等，“已经粗具公园的体格，只要稍加修改，即可作为公共花园”。32可见在北京公园诞生之初，即奠定了一个思路，不是另起炉灶新建西式的公园，而是充分利用帝都丰富的名胜古迹。但此时清政府已日薄西山，无暇他顾。

民国政府取代清室后，成立京都市政公所，这是中国首个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的部门。正如京都市政公所主编《市政通告》所言，近代北京欠缺现代的公共空间，“红尘十丈，很难找一处藏休息游的地方。平常日子只有个陶然亭，可以登临。此外就得等着各处庙会，藉以遣兴。其实那些地方全不能尽合公园性质，所以那些高雅的市民，每逢春夏天气，因城市无可游览，往往到西山一带，扩一扩胸襟，吸些新鲜空气；等而下之，也要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往郊外野茶馆里，吃吃茶，看看野景，聊以自娱。此等情形，实在因为城里头没有适当公园，才逼出来的”。33为了重构现代首都，京都市政公所遂发起一系列“公园开放运动”，延续了利用帝都胜迹的思路。1914年5月，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向袁世凯呈文《请开京畿名胜》，提出将京畿名胜如“天坛、文庙、国子监、黄寺、雍和宫、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汤山、历代山陵等处”试择一两处先行开放，得袁世凯批准。于是京都市政公所先后将社稷坛（1914年，命名为中央公园）、先农坛（1915年，初名先农坛公园，后更名城南公园）、天坛（1918年）、太庙（1924年，命名为和平公园）、地坛（1924年，初名京兆公园，后更名市民公园）、北海（1925年）、颐和园（1928年）、景山（1928年）和中南海（1929年）开放为公园。34其中，社稷坛、太庙、三海和景山会聚于市中心，先农坛与天坛偏居城南；地坛位于城北安定门外，而颐和园则在西城的京郊。

北京的公园脱胎自前朝胜景，其风景情致都是中式的，但内在精神又是极其现代的。近代中国的启蒙价值观与西方公园的教化功能不谋而合，迫切养成不同于“东亚病夫”的、文明健康的现代国民，因此公园的教育（包括美育、德育、智育、体育）功能被进一步凸显。北京的公园普遍设有公共图书馆、阅报室、讲演厅、陈列所、博物馆、音乐堂、格言亭等。除了教化市民的精神外，亦注重强健市民的体魄，各大公园都积极引进体育设备。如中央公园创立了相当现代化的、综合性的健身会所“行健会”，还设有台球房、地球房、网球场、高尔夫球场、儿童体育场等；先农坛公园设置了秋千圃、抛球场、蹴球场、跑马场；北海公园与京兆公园都分别为成人和儿童开设大型的公共体育场；此外，中央公园、北海和中海、南海等公园还利用先天的水域资源，开放滑冰和游船等项目。京兆公园是公园教育功能的集大成者，它由京兆尹薛笃弼主持改建，“期于公共游息之中，寓有提倡教育之意”。其前身地坛本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地神的场所，薛笃弼新建“世界园”，在地上绘制世界地图，“以石代山，以草代木，以花木辨其国土，以旗帜志其国名，如各国都会商埠铁路航路分别清晰，点缀綦详”，以期游客入园后，“世界大势，一目了然”，是对于地坛性质富有创造性的转化。35园内还设有稼穑、共和、有秋三亭，以及通俗图书馆、演讲台和公共体育场，1928年国都南迁后，改称“市民公园”，更直观地表达了其养成现代市民的用心。由皇家祭坛转变为市民公园，对于地坛功能的改造和空间的重构，体现了民国的价值理念。36

与现代设施相应的，民国的公园还制订了一系列规则，巨细靡遗地教导公民如何得体地使用公共空间；并在园内设置厕所和警察所，从物质和制度的层面帮助游人树立文明卫生的观念，约束游人的行为；甚至去公园该穿什么衣服，既有硬性的规定（如不得袒胸赤膊），也有约定俗成的规范（如入园须衣着得体）。这些有形和无形的符码，不仅旨在规范一个有序的公共空间，更是从身体上、理念上规训“文明”的现代人。

将北京公园放在全国乃至全球的整体图景中考察，其既富代表性，又具独特性。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创立的公园，大多是像北京的公园一样，利用旧有的资源，因其不需要另外辟地、费资亦少，也更投合国人的文化心理。而从公园创设的理念到设施、功能等，又与西方的范本在内质上有很多共性。上海租界的西式公园虽照搬形制，却是服务于殖民者的，与为公民而设的西方公园有本质区别，反而不如中式风格的北京公园得其真义。从这两层意义看，北京的公园都更具有普遍性，更能代表中国公园的文化特质。

但与此同时，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城市的公园，像民国北京的公园这样与所属城市乃至国家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休戚相关。

故宫、天坛、北海、景山、颐和园等，这些公园由于其所负载的景观意象和历史文化，在中外游客的心中，就是北京的象征。民国时期的中外作家常将整个北京视为一个大公园，如谢冰莹《北平之恋》所言：“故都的风景太美了！不但颐和园、景山、太庙、中南海、北海、中山公园、故宫博物院、天坛、地坛……这些历史上的古迹名胜又伟大又壮观，使每个游客心胸开朗，流连忘返；而且整个的北平市，就像一所大公园，遍地有树，处处有花；每一家院子里，不论贫的富的，总栽得有几棵树，几盆花。”37又如裴丽珠（Juliet Breton）的形容：“在夏天，当所有的树木——几乎每个小四合院都有一两株——都郁郁葱葱，北京给人的印象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大公园，居中的是天坛的蓝穹顶，它就像绿叶丛中一朵优雅的宝石花。”38这种公园与都市的镜像关系，是其他城市所难以比肩的。

值得注意的是，京畿众多的名胜中，京都市政公所选择的都是清朝遗留的皇室园林坛庙。大卫·哈维曾在《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中指出：“景观，包括城市本身，乃是都市生活的基本要素，其中蕴含的政治面向长久以来一直在正当性与社会控制的建构上扮演着重要角色。”39在前朝的皇室空间上缔造新政权的纪念碑，本身就是对于民国权力的一种表达。北京公园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它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以中央公园为例，社稷坛的开放是变革内城区域的关键环节，体现了民国政府打破封建帝制空间秩序的意图。公园草创之初，朱启钤为节省费用，利用内务总长兼市政公所督办的职权之便，将改造正阳门时拆除千步廊的废料用于修建中央公园，一时“谤书四出，继以弹章”，批评“废古制侵官物有之，好土木恣娱乐者有之”,“甚至为风水之说，耸动道路听闻”40，不同言论的背后是政治立场的冲突。对于公园空间的使用，则反映了不同政治势力及观念之间的较量。宣统复辟前后，中央公园成为双方势力争夺的所在，复辟时，辫子军在中央公园行乐，讨逆后，民国政府亦在此开追悼会。孙中山逝世之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则力排段祺瑞政府的反对，在中央公园停灵十日，举行公祭仪式。正如鲁道夫·瓦格纳指出，国民党有意识地将孙中山的灵柩置于中央公园这一“象征性的国家的精神中心”，使孙中山得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魂，而北洋政府同样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极力反对。41对于公园作为象征符号和具体空间的争夺背后，体现了民国价值观与帝制观念、军阀势力等多方力量的角力。

北海公园的开放同样很典型。自1913年清室将三海移交民国政府，袁世凯设总统府于中南海，拱卫军进驻北海。此后1916年由许世英首倡，历任内务总长、市政督办皆竭力促成北海的开放。但由于其作为历代皇家御苑的特殊地位，加上民国初年时势动荡，导致动议五次、历时十年，屡因政局更迭、驻军阻挠而作罢，直至1925年北海才正式对外开放。正如《中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册》评价中央公园“：此公共游憩之地，本超然于政治之外，而与国事相为消长如此。”42皇家禁苑向现代公园的转变过程，见证了政权兴替、时代变迁，公园的历史即北京历史的投影。

清末民初的北京，由封建帝都向现代首都转变。在这新旧裂变的大时代，现代国家、现代都市、现代文化、现代文学酝酿乃至发生；与之相应地，新兴的政治党派、市民阶层、知识分子共同体和学生群体逐渐成形，时代精神与社会风气亦随之转变，这一切都投射于新兴的公园空间之中。本书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选择若干最有代表性的空间，即万牲园、中央公园、北海公园、城南游艺园与陶然亭，既包括清末民初政府正式建造、开放的公园，也涵盖具有公园性质的公共游览空间，以点带面，辐射晚清至民国北京的现代性转型。这五个对象，恰好一一对应传统士绅、新文化人、新青年、普通市民、政治团体这五种人群的生活及表现，同时也分别反映了公园所承担的启蒙、文化、文学、娱乐、政治等功能。

万牲园作为北京第一座现代公园，体现了过渡时期的士大夫在启蒙理念与怀旧情绪之间的撕扯。他们既是晚清新政引进万牲园的先行者，又在民国后对于万牲园抱有一种复杂的情愫，万牲园凸显了北京公园所特有的这种新/旧两面的含混与张力。

中央公园的开放反映了民国北京文化中心由外城向内城的迁移，也见证了“五四”以来新式文化精英的生成。他们要求公共交往的场域，以便在现代都市空间中构建自身的文化生产、权力网络和社会影响。公园茶座由此应运而生，作为核心的文化空间，与其他公共领域如客厅和报刊一起，分工合作，共同酝酿了京派文学。

北海公园很好地诠释了蔡元培的美育理念，成为以“新青年”为主导的空间。1925年开放的北海与20世纪20年代后以新青年为主体的新文学，存在相互建构的关系。一方面，北海赋予了文学青年构思、创作、批评文学的灵感与空间；另一方面，这些青年的文学实践也造就了北海乌托邦的意象。

城南游艺园折射了民国北京城南士绅文化的衰落和市民文化的崛起。城南的娱乐空间作为面向市民阶层、投合小市民审美趣味的消费品，与社会新闻、通俗文学具有同构性。高度发达的城南娱乐场每日生成新鲜的话题，提供社会新闻的素材，并通过通俗作家的二次创作升华，嵌入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都市景观和消费机制。

作为宣南士乡的象征，陶然亭在民国的角色转换呼应了北京城市格局的转变，其文化的功能退隐了，政治的面向却有所凸显，遗老对旧时代的凭吊和革命者对新时代的憧憬在此相映成趣。陶然亭孕育了新的政治团体乃至政党，以及革命者的爱情传奇，从而奠定了它在共和国时期作为革命纪念基地的新面目。

上述个案在时间和空间层面都存在紧密的逻辑联系，彼此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北京城市结构为品字形，分为内城与外城（亦称南城），清代实行满汉分治，汉人士大夫尽居外城，外城遂形成宣南（宣武门以南，大体即原宣武区范围）文化，成为清代北京的文化中心。万牲园介于内外城的边界，由晚清士大夫主导，作为北京公园的起点，在很多层面奠定了民国北京公园的面貌。民国初年，北京城市空间重组，文化中心由外城迁往内城。皇城一带的封闭格局被打破，崛起为新文化的中心，公园、图书馆、博物馆、高等学府林立，中央公园和北海公园就是其中的代表，也是皇家园林坛庙改造开放的典型。中央公园孕育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北海公园则与下一代际的青年关系更为密切。与此同时，随着士大夫、新文化人、青年学生迁居内城，宣南士乡转化为市井城南，陶然亭与城南游艺园的盛衰分别折射了士绅文化的沦落和平民文化的崛起。城南娱乐空间的兴起，大背景是京都市政公所在城南兴建模范新市区，这与其打破内城封闭格局的规划是一体的。城南游艺园体现了北京公园罕见的平民化的一面，反映了尚未被现代公园理论驯化的公共游览空间的状态。而陶然亭折射了北京传统的休闲空间如何应对新式公园的挑战，并开辟出自我的生存空间。这些个案同时也从历时的角度呈现了晚清以降公园的开放过程，以及北京在政治、社会、文化、城市结构诸方面的变迁。从万牲园发端，看晚清是如何进入现代的；以陶然亭收束，谈传统又是怎样嵌入现代的。

从前文的梳理可知，“公园”是一个日语借词，也就是说，它是既有的古代汉语与舶来的现代概念的碰撞。43从字面上，“公园”二字古已有之，但是当近代国人从日语的中介将它作为public park的对应概念重新引进中国时，它就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北京的公园正是对其最好的诠释。中国本身有着源远流长的园林传统，北京的皇家园林是中式园林美学的集大成者，兼具北方园林的大气和南方园林的婉约。当近代北京的语境与西方公园的概念对接时，不是照搬西式，而是以中式园林为基础改建开放，在风格、形制上与西方的公园有很大差异。这些清朝遗留的园林坛庙在帝国时期曾各司其职，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职能分工不同、建筑风格和园林情致也各异，这种传承又很好地与公园的现代功能和美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为了说明以北京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公园的独特性，可以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引入同时期的日本公园为参照。

在近代东亚的脉络之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国家即中国和日本，且二者出于同一文化源流。两国同于19世纪60年代派遣使者出访欧美，去探究欧美强大的根源，他们都为西方繁华的都市文明所震撼，并在此与公园相遇。两国使者海外见闻录中的“公园”，各自成为本国公园意象的雏形。1873年，日本的太政官出示布告，开放金龙山浅草寺、三缘山增上寺等五处“古来之胜区，名人之旧迹”为公园，即日后被称为东京府“五公园”的浅草公园、芝公园、上野公园、深川公园和飞鸟山公园，它们是日本最早的公园。可见，日本初期的思路与中国较为相似，都是利用旧有的名胜资源进行改造。然而，亟亟于欧化的日本并不满足于此，欧美范式的公园才是当政者的最高目标，1903年建成的日比谷公园，堪称近代日本公园的典范之作。在设计日比谷公园的过程中，传统日式园林的风格被否定，东京府五公园作为反面教材受到批判：“观本市之公园，其数虽多，大抵以旧寺社境内充之……其名虽为公园，其实不过庭园耳”，在公园中建造日式茶室的提议也遭到反对。这些都与中国公园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据白幡洋三郎分析，近代日本对于洋式公园的渴望，归根结底，是以城市的欧化这种看得见的形式，来满足对近代化的憧憬。44实际上，日式的传统造园艺术有着非常独特的园艺造诣和文化内涵，然而在当时日本的政界、文化界精英看来，以旧寺社为基础改造的公园，“其名虽为公园，其实不过庭园耳”。若以同时期的日人之眼观之，则近代北京的公园皆亦不过是名不符实的园林。其实，孙福熙也曾记述一位从法国凡尔赛国立园艺学校毕业、在上海法国工部局任园艺师的朋友李君，以西方现代园艺美学的眼光，对于以万牲园为主的北京各大公园作出批评：

北京的公园，因为都是旧有的改成，不是依一定规划新建的，所以都不能适如其分。例如，中央公园的柏树是难得的，然而太密些，使人不能看到远景。北海则树太少，一望空空的。又各处的建筑物都是固有的，其中多不适合于庭园的布置，先农坛是最显著的。这是利用旧地的无可奈何之处。45

在李君看来，万牲园算是其中差强人意的了，但也难免诸多不足之处，认为“中国要有好的公园总应该从新开辟”。从现代西方公园的视角观之，北京公园在许多方面确实都不合乎对于“现代”公园的想象。然而，这也正是北京公园的特点所在。

北京的公园对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关系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表达。在外观上，它是古色古香的皇家苑囿，但在内部，它引入了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音乐堂、照相馆等一系列最现代的设施，并孕育着现代思想、现代文化、新的社会阶层和生活方式；而传统的精髓，又早已水乳交融地化入其中，造就每一个公园独特的面目。北海公园附设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其虽“外部完全是中国宫殿式的，而内部则完全是西方式的，在1930年代初，它的内部设备，比之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毫不逊色”46，有如“旧瓶装新酒”，将传统与现代融合在一起（图0-6）。又如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长袁良主持《北平市游览区建设计划》，其中一项拟将中南海打造为面向中外游客的“东方园林饭店”。市政府看重中南海亭台楼榭、园林湖山的构造“无不各具浓厚伟大之东方色调”；与此同时，为满足欧美大都会游客的需求，预备在内部添置“跳舞厅大餐厅及各种娱乐休息设备”，并“将全园房屋修葺油饰一新，增设一切卫生设备，各处俱连以自动电话，以补房舍分散呼应不灵之弊”，现代设施一应俱全。47这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旧瓶装新酒”。整个北平市游览区的思路，就是面向预期的西方游客，突出北平的东方色彩和传统资源，以整理、保护文物古迹为中心，旨在将北平建成国际化的“世界公园”。由于其对话对象是现代西方，因此这种对于传统的复原又非纯粹的复古，而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背后是现代的意识和眼光，传统遂找到了一种和谐地寄生于现代的方式。

白幡洋三郎曾提出公园究竟是一种“文明性装置”还是“文化性装置”：

如果说通过取得技术知识，可以移植、推行到其他社会的制度或装置被称为“文明”的话，那么，在西洋产生的公园，已经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在这一点上，公园可以称为“文明性装置”。如果把很难向其他社会推行的，某个社会独特的、固有的东西称为“文化”的话，那么，公园移植到其他社会时遇到巨大困难或失败，也可以称作“文化性装置”了。48

在这个意义上，他将近代日本公园视为一种都市文明装置。借用白幡洋三郎的定义，反观北京的公园，它并非可以放之四海、简单移植的“文明性装置”，而是植根于中国的文化脉络中，不断与本民族传统在对话的“文化性装置”。其深层是一种文化性对文明性的包容和转化，依托中国本土的资源，对于“公园”所象征的西方现代文明进行有条件的吸收和重新诠释，把外来的文明性转接到固有的文化性之上，从而实现了西方/现代文明与本土/传统文化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