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园北京：另一种现代性的隐喻

选择一个最能体现城市精神的空间，以小见大，呈现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面目，起源于本雅明对于巴黎拱廊街的研究。在其若干纲领性的论文尤其是未完成的巨著《拱廊研究计划》中，本雅明试图以拱廊街这种独特的都市景观，结构起浩瀚的材料，编撰一部“魔法百科全书”，以表达他对巴黎这座城市乃至整个19世纪现代性的理解和批判。49本雅明的方法开启了一系列城市空间的研究，如沙龙与中世纪的巴黎，咖啡馆与19世纪末的维也纳，舞厅、咖啡馆、跑马场与民国的上海，茶馆与近代的成都，等等。

在北京的空间中，胡同、四合院、天安门、大院是此前受关注较多的意象。胡同和四合院向来被视为民国“老北京”文化的象征 50；天安门与大院则是当代北京重要的政治文化空间 51。赵园《北京：城与人》即将胡同、四合院所代表的平民文化视为老舍作品以及新时期“京味”小说的灵魂。但我认为，民国北京除了胡同和四合院所代表的市井、平民的一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面相——它是现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在政治上，北京折射了近代中国政权复杂的更迭；在文化上，它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迁都之后又作为“文化城”，始终是万方辐辏的文化中心。北京的这层面相，是胡同和四合院所无法涵盖的，而公园恰可以反映。公园是民国北京重要的公共空间，集政治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情感空间、娱乐空间、商业空间为一体，能充分地折射时代精神，以它为核心，又可以串联起其他的空间和场域，如客厅沙龙、大学校园、出版机构、报刊、社团等。公园对于传统与现代的诠释，更是近代北京城市精神的反映。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说天安门是最能象征当代北京的城市意象，那么公园对于民国北京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恰如拱廊街之于19世纪的巴黎。因此，本书关注“公园北京”，揭示一个不同于“胡同北京”“大院北京”的面相。

正如民国时期裴丽珠的游记《北京》一书中对于北京的观察，“北京的魅力在于……奇妙的新旧并存。北京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缩影。这座城市，就像这个国度一样，具有吸纳新事物并消化它们的能力”52，近代北京，并非刻板印象中“乡土中国”的象征，而是有着更生机勃勃的一面。

北京是一个背负有八百年历史的帝都，因此它不像上海一类新起的城市可以轻装上阵。在由封建帝制向现代国家的转化中，作为首都的北京在方方面面都经历着裂变的阵痛，传统亦不可能完全与现代切割，而是以另一种面目重现于现代经验中。这个挣扎与裂变的姿态，以及传统与现代犬牙交错的纠葛，因其内在的含混性和紧张感而特别迷人。北京的特殊魅力就在于它的五方杂处、新旧交融，林语堂在《迷人的北平》中曾谈道：“北平是宏伟的。北平是大度的。它容纳古时和近代，但不曾改变它自己的面目。”53在趋向现代的过程中，它并非直接由传统向现代蜕变，而是如朱丽叶所言，具备一种“吸纳新事物并消化它们的能力”。董玥曾以“回收”（recycling）的概念诠释北京的这种特性，借拾荒者和天桥的意象，探讨北京如何将过去的碎片（包括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回收利用，从而变废为宝、创造出新的价值。54

而在我看来，公园可以作为近代北京的隐喻。北京市民对于公园的态度，与西方旅行者形成强烈对比，在后者眼中，皇家禁地向公众开放，有损其神圣性和神秘感。尤其是在园内风景名胜处设置茶座、餐厅，本是民国北京公园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受民众欢迎的创举，却遭到西人激烈的批评或嘲讽，认为实用性的现代设施破坏了园林本来的美感。55民国人和西方人对于以公园为代表的历史遗产的不同理解，体现了对于北京的两种想象方式：是将其看作活的城市，还是死的帝都？面对前朝的皇家园林坛庙，近代北京不是仅仅视其为过去的遗迹，像西方旅行者所期待的那样，设为博物馆，原原本本地保存起来，而是将它们改造、开辟为公园，向公众开放，让历史重新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以创造性的占有和使用方式，赋予纪念物以新的意义与活力。近代北京对于传统的态度，是一种公园式的，而非博物馆式的表达。时至今日，如何想象一个“老北京”，又如何建设一个“新北京”，如何在重建“新北京”的同时不破坏“老北京”的风韵，始终是人们切身关注的问题。近代北京的公园改造，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不是将“老北京”客体化、博物馆化，而是将其纳入“新北京”的日常；过去与现在不是一刀两断，而是过去生长在现在之上，获得新的生命。实际上，当代北京的魅力依然表现于这种以旧纳新、以新化旧的包容力和创造力中，那些最具创意的、时髦的文化、商业空间，往往基于富有北京历史底蕴和文化特色的传统街区和建筑，自洽地达成“老北京”的现代转身。

从公园入手，意在城市。选择北京公园作为讨论对象，更深层的关怀是对于中国城市研究方法的思考。城市研究在西方滥觞并发展成熟，其范式以西方发达城市为中心，通常围绕如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纽约等欧美大都市，探讨都市与现代性经验。因此，当城市研究与中国语境接轨时，最初学界多以西方现代性审视中国的城市文化，上海遂首当其冲，因其最符合对于城市与现代性的想象，李欧梵的代表著作《上海摩登》中的“摩登”（modern），指的就是西方定义的现代性。而北京则由于不符合这种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一度受到冷落。现代性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概念，若依据卡林内斯库（Calinescu）的定义，现代性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简言之，前者是物质文明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后者则是文化美学的现代性，是伴随前者的发展而促生的对于前者的反思和批判。56但由于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平衡，第一种现代性尚未充分发展，更何谈第二种现代性，除了上海外，很难找到契合的城市和文本，实际上，即使上海也并非只有西式的“摩登”一面。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西方现代性不能完全涵盖与解释中国的城市经验，生硬套用可能会造成理论和对象之间的缝隙。这也是近年来学者们提倡北京研究的出发点，认为北京在由传统进入现代过程中的抵抗、挣扎和追随、突破，对于中国的城市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提出“北京作为方法”，以期突破上海范式，反思西方现代性。57

本书对于北京公园的研究，背后也包含这样的问题意识，借此去探究一种更切合中国自身语境的现代性。北京是中国的缩影，而公园则是北京的缩影。如果说近代东京和北京的公园各自代表了两国对于现代化的渴望，那么近代东京/日本的方式是选择与传统一刀两断，照搬西式的现代；北京/中国则是将现代巧妙地纳入既有传统之中，促成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同时，本书认为，不应过度强调北京（传统、东方）—上海（现代、西方）模式的对峙和割裂，固化二者的刻板印象，中国城市的现状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错综复杂的，北京并非想象中那样“传统”“乡土”，上海也不只有“现代”“西化”的一面。近代上海除了租界区的西式公园，还存在向公众开放的私园，后者与北京的公园有一定相似性，又具有上海中西合璧的特质，是清末民初上海市民尤其是文化名流公开社交、集会的重要公共空间。有研究者指出，这种选择颇能说明清末民初在沪文人的文化心理——“他们虽居闹市，耳闻目濡并切身体验着一座‘西化’大都市的崛起，但在他们心灵深处和生活习性上，则仍保留着一脉传统文化情韵”，名士名园遂构成近代上海公共生活的一道风景。58以公园为视角，会发现北京与上海也是一种相得益彰、互为镜像的关系。本书不是将上海作为言说的对立面，而是希望通过对于公园的探讨，提炼出一种对于近代中国城市问题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框架。

近代中国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新旧并存，因此，在都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如何与传统对话，如何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明的关系，是至为关键的议题。北京公园所呈现出的文化性对于文明性的对接与转化，提示了一种丰富的现代性。它既包含启蒙现代性的层面，又体现了审美现代性对于前者的质疑和纠偏。本雅明曾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描绘“历史的天使”：

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59

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一书中，借此意象阐释对于现代抱反思和批判态度的怀旧（nostalgia），认为这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60“历史的天使”面朝过去，无可奈何地被进步的飓风推向未来；而北京的公园则是以面朝过去的方式积极地迎向未来，去质疑线性进化的现代性。这种对于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怀旧与创新的全新诠释，拓展了现代性的内涵。“公园北京”作为另一种现代性（an alternative modernity）的隐喻，不仅对于中国的城市具有代表性，它甚至可以被置于一些同样不那么“现代”甚至欠发达，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也因此富有更多层次和可能的城市谱系中，如莫斯科、圣彼得堡、东柏林，也许还有其他东欧、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城市，同它们一道，构成对于既有范式（特别是西欧中心）的冲击和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