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晋南北朝丝路贸易研究
- 方高峰
- 9815字
- 2025-03-28 09:33:14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的经济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经济的缓慢恢复与发展
（一）中原经济区的大起大落与河西、辽西等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1.中原经济区的残破与逐步恢复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仍，其中最严重的有三次：第一次是东汉末年到曹魏统一北方；第二次是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及随之而来的“永嘉之乱”到北魏统一北方；第三次是北魏末年的尔朱荣之乱到北周统一北方，特别是前两次对社会经济破坏十分惨重。
东汉末年的战乱始于中平六年（189）董卓之乱，到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击杀乌丸蹋顿单于，基本统一北方，长达十九年。黄河流域遭遇多次战火蹂躏，损失惨重，两大政治、经济中心洛阳与长安几成废墟。曹操统一北方后，在政治上抑制豪强，整顿吏治；在经济上，大行屯田，大修水利，北方经济开始缓慢复苏。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战事暂得停息，社会相对安定；同时，西晋推行占田课田制，鼓励垦荒，将劳动力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西晋经济在曹魏时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人口有所增长。280年，平吴之时，全国户数二百四十五万，到282年，“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71]，增长一百多万户。
可惜好景不长，290年，晋武帝去世，291年，为争夺皇权，皇室展开了长达十六年的大混战，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严重动摇西晋的统治根基，内徙少数民族趁机纷纷起兵，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直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五胡十六国”从西晋末期到北魏统一北方，持续一百三十五年，对北方的破坏是空前的，《晋书》卷26《食货志》对此总括道：
北魏统一北方后，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北魏政府又采取了发展经济的系列措施，如创立三长制，清查户口，特别是均田制，将政府控制的荒地授予农民，将流民与隐户争取到政府控制之下，逐渐固定在小块土地上，社会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发展。孝文帝时已是“四方无事，国富民康”[72]，到北魏鼎盛时期，“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73]，人口也有了较大增长，“正光（520～525）已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74]，洛阳一度又成为了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
北魏末年，社会矛盾激发，523年，北方边镇爆发农民起义，然后迅速蔓延，起义虽最终被镇压，但北魏政权也分崩离析。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相继被北齐、北周取代，东西对峙，连年交战，黄河流域又遭受一次浩劫。昔日繁华的都城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稼，艺黍于双阙”[75]。但整体上，北魏末期开始的这场动乱较前两次破坏要小得多，并且东、西双方政权各自在自己境内整顿秩序，恢复了北魏末年破坏殆尽的均田制，社会经济都有一定恢复发展。特别是西魏及北周宇文泰、宇文邕推行的社会经济改革，抑制豪强，严格实施均田制；境内奴婢、杂户悉数释放为平民，解放了劳动力。北周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实力超过北齐，为周灭齐及隋灭陈，最终统一全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2.河西走廊的经济开发
河西走廊的开发始于汉武帝设河西四郡，但两汉时期，河西走廊的开发仍是初步的，社会经济中畜牧业比重较大，农业比重较小，至少是农牧参半[76]。东汉末年，河西走廊也陷入战乱之中，人口损耗，经济残破，社会秩序混乱，以致敦煌郡二十多年没有太守。这种局面在曹魏平韩遂、马腾之乱，掌控河西走廊后发生了根本改变。对曹魏而言，河西走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既是西通西域的主要通道，更是“南接蜀寇”[77]，对抗蜀汉的前沿阵地，曹魏任命了一批如仓慈、苏则、张既、徐邈等能臣良吏，加大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与经营。
五凉政权时期是河西走廊的大开发阶段，其中又以前凉贡献最大。前凉自301年张轨出任凉州刺史、护羌校尉算起，到376年为前秦所灭，存在76年，是十六国中存续时间最长的。西晋末年，中原长期战乱，而河西走廊自张轨到任后，经过一番治理，已是秩序井然。特别是前凉虽然是事实上的割据政权，但自张轨以下前凉历任统治者皆以晋臣自居，不建年号，长期以西晋愍帝“建兴”年号纪年，直到西晋灭亡多年后才由最后一代凉主张天赐改用东晋升平年号。河西安定，加上前凉政权以晋臣自居，这自然会吸引大批不堪战乱的中原汉族民众前往。“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78]，“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79]。西晋末年，迁往河西的中原移民人数无从考证，但从五凉时期的几个相关数据可知大概。一是五凉时期的军队人数，前凉军队人数超过十万以上，后凉军队人数至少也在七万以上，要供养十万人以上的军队，没有二十万户以上是不可能的；二是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破姑臧（今甘肃武威），灭北凉，“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杂人降者亦数十万”[80]。很多学者据此认为五凉时期河西走廊的人口数超过百万[81]。
河西走廊如此众多的人口，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其中大部分当来自于中原地区的移民，因为据《晋书》卷14《地理志上》，凉州仅“户三万七百”。这么多中原移民来到河西走廊，既增加了劳动力，又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从而促进了河西社会经济发展。
376年前凉亡于前秦，但383年苻坚淝水溃败，前秦瓦解，河西各路英豪趁机蜂拥云起，纷纷建立自己的割据政权，先有苻坚部将吕光建立的后凉，后有西凉、南凉与北凉的鼎立，直到421年，北凉统一河西。这些割据政权中对河西开发贡献较大的是北凉。
经过魏晋特别是五凉时期的开发，河西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经济上，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两汉时期，河西地区畜牧业比重较大，甚至超过了农业，而到五凉时期，农业经济已占绝对统治地位。文化上，河西地区一度成为北方文化的中心，对中原影响甚巨，北魏孝文帝改制时，许多典章制度的拟定，均由河西士人担纲；中原经学的复苏，更仰仗于此，河西文化成为隋唐文化渊源之一[82]。即便对江南文化，河西文化也有一定影响。据《宋书》卷98《氐胡传》，元嘉十四年（437），北凉主沮渠茂虔向刘宋贡献大批图书：
这些图书包括经学、诸子、历史、文学、数学、历法等，均为凉州学者撰著，如此众多的图书传到江南，必将对江南文化产生不小影响。
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主要通道，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丝路贸易自然会产生较大影响。
3.辽西经济的初步发展
辽西经济的初步发展与前燕政权密不可分。前燕为鲜卑慕容氏所建，慕容涉归时，“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83]，开始了汉化过程。太康十年（289），涉归子慕容廆率部从辽东迁到辽西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294），迁到大棘城（今辽宁朝阳东），“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84]，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并迅速实现汉化。为了自身发展，慕容廆、慕容皝父子采取了系列措施。
第一，表晋为主。
太康十年，慕容廆遣使请降，接受西晋授予的鲜卑都督封号，后助平鲜卑素喜连、木丸津二部叛乱，被封昌黎、辽东二国公。司马睿继位江东之初，遣王济浮海劝进。后赵石勒遣使辽西，慕容廆将其拘押到建康。慕容皝于成帝咸康三年（337）称燕王，因“未有朝命”，乃遣使刘祥上表东晋，请求授与燕王封号。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十六国时期，表晋为主，这对吸引汉族流民无疑作用巨大。
第二，招抚流民。
彼时中原板荡，人民四处流散，河北、山东一带部分流民流落到辽河下游，“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85]。为了安置流民，并吸引更多流民，慕容廆在永嘉五年（311）就规定流民来去自由，留者安置，去者资遣，史称“民失业，归慕容廆者甚众，廆禀给遣还，愿留者即抚存之”[86]。建兴二年（314）开创侨郡县制度，“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87]，这比东晋侨州郡制度都要早[88]。慕容氏给予流民各种优惠，免除流民徭役、兵役，免除三年租税，并赐给流民以耕牛和种子，因此，“九州之人，塞表殊类，襁负万里，若赤子之归慈父，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以致辽西地区“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89]。这么多中原流民来到辽河下游，不仅增加了劳动人手，而且带来了先进文化，这是辽西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第三，劝课农桑，发展农业。
慕容廆认识到，“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90]，辽河地区本无蚕桑，从慕容廆开始引种，《晋书》卷124《慕容宝载记》云：“先是，辽川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江南，平州桑悉由吴来。”
慕容皝比其父更重农业，他“躬巡郡县，劝课农桑”，重视兴修水利，“沟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91]。慕容皝时期，辽西农业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过世时，前燕军队达到二十万，要养活这么庞大的军队，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是不可能的。
第四，兴儒重教。
慕容廆立政之初，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以硕儒平原刘赞为东庠祭酒，开办学校，命世子慕容皝率宗室子弟“束脩受业”，慕容廆本人“览政之暇，亲临听之”[92]。慕容皝本人“尚经学，善天文”，儒学功底深厚。慕容皝比其父更重视教育，“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93]。听过慕容皝讲授的学徒达到千余人，可见官学规模之大。
经过慕容廆、慕容皝父子的苦心经营，辽西地区得到初步开发，农业上了个新台阶，文化也有所发展，这对丝绸之路向东北延伸必将产生一定影响。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经济虽因战乱屡遭重创，但仍在艰难发展，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1.冶铁业的发展与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
（1）冶铁业的发展
秦汉时期，北方的冶炼业就很发达，魏晋时期继承了秦汉时期的冶炼地。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冶炼场所，《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有云：“前以丰国、渑池二冶初建。”北魏在产铁之处例置铁官，《魏书》卷2《太祖纪》载天赐元年（404），拓跋珪“置山东诸冶”；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冶炼中心更多，《魏书》卷24《崔玄伯附崔僧渊传》云：“国家西至长安，东尽即墨，营造器甲，必尽坚精，昼夜不息者，于兹数载。”不仅官府冶铁业发达，民间冶铁业也不逊色，《魏书》卷45《辛绍先传》记载，辛子馥在东魏孝静帝天平年间（534～537）到长白山“检覆”，发现“诸州豪右，在山鼓铸，奸党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请破罢诸冶”。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冶炼技术也有了一定的提升，代表性成就有水排的改进与灌钢法的发展。水排技术由曹魏时期韩暨改进，《三国志》卷24《魏书·韩暨传》云：“徙监冶谒者。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后被广泛运用于冶炼行业[94]。《水经注》卷16《谷水》曰：“谷水又迳白超垒南。……垒侧旧有坞，故冶官所在。魏、晋之日，引谷水为水治，以经国用，遗迹尚存。”这便是水排运用的实例。作为一种先进的炼钢技术，“灌钢”法萌芽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完善与发展，东魏、北齐时人綦毋怀文“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今襄国冶家所铸宿柔铤，乃其遗法，作刀犹甚快利，不能截三十札也”[95]。“灌钢”法的具体操作流程：第一步，冶炼出优质生铁；第二步，把生铁液态化，浇灌到熟铁之中，以高温的生铁作为一种渗碳剂，加速向熟铁渗碳，从而快速成钢。因为这种方法是让生铁和熟铁“宿”在一起，故而称这种钢为“宿铁”。“灌钢”法操作简单，易于掌握，从而大大提升了钢的产量和质量[96]。钢铁质量和产量的提升，必定会促进铁制农具的发展。
（2）农具的改良和新式农具的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农具进步的代表性成果还有翻车的发明和犁具的改进。翻车在古代是一种先进的灌溉工具，三国时期由曹魏工匠马钧发明，《三国志》卷29《魏书·杜夔传》注引《傅子》：
魏晋南北朝时期犁具的改进主要表现在犁辕缩短，犁的重量减轻，如《齐民要术》卷1《耕田》提道：
这种“齐人蔚犁”“柔便”，可任用于“山涧之间”，一定是短辕并且轻便的，从而可以减少犁牛数量和配套的劳动力人数，甚至可以采用一牛一人模式，甘肃省嘉峪关魏晋墓耕牛图正是这种一牛一人模式，“齐人蔚犁”或亦如此。这种一牛一人模式适合人单力薄的小农家庭，为牛耕的推广提供了便利。
2.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从农学家贾思勰所撰《齐民要术》可以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技术的进步。
（1）农作物品种增加与选种育种
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作物品种大为增加。例如粟，据《齐民要术》卷1《种谷》记载的品种多达86类，很多品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新增的，有些明显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如“竹叶青，一名胡谷”；又如卷2《大豆》提到的品种有黄高丽豆、黑高丽豆，很可能来自高丽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视农作物种子的培育，《齐民要术》卷1《收种》强调选种，“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来年，单独种植，精心护理，收获时，先治理好场地，“场净不杂”，收藏时，要“窖埋”，还要“以所治蘘草蔽窖”，播种前，要“水淘”，去浮秕等。
（2）土壤保墒与施肥
魏晋南北朝时期注意土壤保墒。《齐民要术》卷1《耕田》提出：“劳欲再”，“再劳地熟，旱亦保泽也”，“凡秋收之后，牛力弱，未及即秋耕者，谷、黍、穄、粱、秫、茇之下，即移羸。速锋之，地恒润泽而不坚硬。乃至冬初，常得耕劳，不患枯旱。若牛力少者，但九月十月一劳之，至春种亦得”。土壤锋过后，就能保墒而不坚硬，这对我国北方半干旱地区农业意义特别重大[97]。
魏晋南北朝时期讲究土壤施肥。《齐民要术》中提到的肥料有畜粪、厩肥、蚕屎、草木灰、旧墙土等，强调使用熟粪，重视绿肥，特别提倡种植豆科植物作为绿肥[98]。《齐民要术》卷1《耕田》提到：“秋耕，䅖青者为上”，“比至冬月，青草复生者，其美与小豆同也”，“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种，七月八月，犁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
（3）中耕与轮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强调作物中耕。《齐民要术》卷1《种谷》提到“苗生如马耳，则镞锄”，“苗出垅，则深锄。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解释说：“锄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实多，糠薄，米息。锄得十遍，便得‘八米’也。”“锄得五遍以上，不烦耩。”卷2《种麻》“耕不厌熟”，解释道：“纵横七遍以上，则麻无叶也。”卷2《大小麦》提到：“正月、二月，劳而锄之。三月、四月，锋而更锄。”解释云：“锄，麦倍收；皮薄面多。而锋、劳、锄各得再遍，为良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强调作物轮栽。《齐民要术》卷1《种谷》“谷田必须岁易”，否则“子则莠多而收薄矣”；卷2《种麻》“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否则“有点叶夭折之患，不任作布也”；卷2《水稻》“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
3.蚕桑业的拓展与丝织业的发展
（1）蚕桑业的拓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政权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大都重视蚕桑业，后赵石虎甚至每年“三月三日及始蚕之月”，“帅皇后及夫人采桑于此”[99]；北魏太和九年（485）均田制明确规定：“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100]是为桑田。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虽改桑田为永业田，但同样硬性要求种桑50株。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蚕桑技术较两汉时期也有不小的进步，农学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卷5专门有一篇名叫“种桑柘”，下有注文“养蚕附”，讲如何种桑养蚕，内容十分详尽。该篇提到当时的桑树名称有女桑、压桑、荆桑、地桑、黑鲁桑、黄鲁桑等，特别提到黄鲁桑是一种优良品种。当时桑树种植数量极大，贾思勰在该篇提到每年收获的干桑椹甚多，“今自河以北，大家收百石，少者尚数十斛”，能收如此多的干桑椹，可见桑树种植规模之大。该篇提到当时的蚕种有：
该篇还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养蚕技术，已经认识到蚕的体色、斑纹不同的种类，出丝量也有不同，涉及到如何营造蚕室、如何上蔟和制种、如何加工茧丝等，很多技术都是前代所没有的[101]。
魏晋南北朝时期植桑养蚕技术向西北河西地区和东北辽河下游不断推进，河西地区在曹魏时期蚕桑业便开始推广，嘉峪关魏晋墓葬出土的彩绘砖壁画中，多有采桑、养蚕场景，这是河西发展蚕桑业的真实写照[102]。据《太平御览》卷955《木部四·桑》引崔鸿《前凉录》：苻坚灭前凉后，前凉主张天赐出奔东晋，孝武帝问之曰：“北方何物为美？”张天赐对答：“桑椹甘香。”说明河西地区的蚕桑业已相当发达了。东北辽河下游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新开发的地区，西晋末年，鲜卑慕容部首领慕容廆从江浙在此引种桑树品种成功，北燕主冯跋也在辽河下游推广蚕桑业，《晋书》卷125《冯跋载记》载冯跋下书曰：“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
（2）丝织业的发展
北方丝织业在两汉时期就已有很高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有一定发展。曹魏时期，马钧对绫机加以改进，“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仍皆易以十二蹑”[103]，这不仅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而且可以织出更为精彩多变的丝织品[104]。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仍是全国的丝织业中心，无论产量还是质量都远非南方可比。据《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建安九年（204）九月，曹魏颁布田租户调令，裴松之注引晋王沉《魏书》云：“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此后，户调征收丝织品成为北方政府的惯例，如西晋，《初学记》卷27《绢第九》引晋故事道：“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北魏，《魏书》卷110《食货志六》道：“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北齐，《隋书》卷24《食货志》道：“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北周，《隋书》卷24《食货志》云：“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户调征收丝织实物，既有商品经济衰退的因素，但同时也是以民间丝织业发展为前提的。三国时期，曹魏的丝织品产量惊人，《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尚传》云：曹魏末年，“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饰镂之物，自是以下，杂彩之服，通于贱人”，随着丝织品的增加，连“贱人”都能穿上丝织服装。西晋时期，政府库存丝织品众多，《晋书》卷26《食货志》云：“永宁（301～302）之初，洛中尚有锦帛四百万。”北魏丝织品产量更多，赏赐给部属的丝织品动辄上百万匹，据《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孝文帝太和四年六月一次“以紬绫绢布百万匹……赐王公已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丝织品不仅数量巨大，而且质地精美，三国曹魏时期，左思《魏都赋》描绘道：“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若此之属，繁富夥够。”说明当时襄邑的锦绣、朝歌的罗绮、房子的绵纩、清河的缣縂都很有名，并且“若此之属，繁富夥够”，说明高端丝织品产地远不止以上数处。当时南方的蜀锦很有名，但在北方看来，比北方丝织品要逊色得多，《太平御览》卷815引《魏文帝诏》曰：
十六国时期，石虎邺城织锦花式品种极多，《初学记》卷27《锦》引《邺中记》曰：
南北朝末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卷1《治家篇》说道：“河北妇人，织纴组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可见北方丝织业远优于南方，一直是中国丝织业中心。
4.商业在曲折中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商业几遭重创，曾大幅衰退，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也并非回到完全的自给自足时代，并在魏晋时期和北魏中后期北方商业有所恢复与发展，如西晋时期，弃农经商之风日炽，齐王司马攸就忧心忡忡地说道：“都邑之内，游食滋多，巧伎末业，服饰奢丽，富人兼美，犹有魏之遗弊，染化日浅，靡财害谷，动复万计。”[105]而北魏孝文帝改革，为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特别是均田制的推行，自耕农数量大为增加，而自耕农与市场有着天然联系，自耕农规模小，部分生活必需品与生产资料不得不向市场购买，为此又不得不把自己生产的部分农产品投向市场，所以自耕农经济的壮大是商业发展的基础。孝文帝汉化措施之一便是对鲜卑贵族颁定姓、族，实现门阀化，从而与汉族门阀地主结合。鲜卑、汉地主也必须出售剩余产品而换取奢侈品。所以孝文帝改革之后，北方商业大为发展，其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汉代[106]。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既有过衰退，也有过发展，是在曲折中的发展[107]。
[71]《三国志》卷22《魏书·陈群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第637页。
[72]《魏书》卷19中《任城王传》，第481页。
[73][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第207、208页。
[74]《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第2455页。
[75][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第1、2页。
[76]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9页。
[77]《三国志》卷27《魏书·徐邈传》，第739页。
[78]《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2页。
[79]同上书，第2225页。
[80]《魏书》卷4上《世祖纪上》，第90页。
[81]刘汉东：《从西凉户籍残卷谈五凉时期的人口》，《史学月刊》1988年4期；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1、192页。
[82]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8～196页；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83]《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
[84]同上书，第2804页。
[85]同上书，第2806页。
[86][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87《晋纪九》“永嘉五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773页。
[87]《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6页。
[88]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
[89]《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23页。
[90]《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8页。
[91]《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25页。
[92]《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6页。
[93]《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26页。
[94]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19、820页。
[95][唐]李百药撰：《北齐书》卷49《方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79页。
[96]庚晋、白杉：《中国古代灌钢法冶炼技术》，《铸造技术》2003年第4期。
[97]万国鼎：《齐民要术所记农业技术及其在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地位》，《南京农学院学报》1956年第1期。
[98]同上。
[99][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0《浊漳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0页。
[100]《魏书》卷110《食货志六》，第2853页。
[101]蒋猷龙：《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蚕业（下）》，《蚕桑通报》2018年第4期。
[102]蒋猷龙：《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蚕业（上）》，《蚕桑通报》2018年第3期。
[103]《三国志》卷29《魏书·杜夔传》注引《傅子》“马钧传”，第807页。
[104]蒋猷龙：《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蚕业（上）》，《蚕桑通报》2018年第3期。
[105]《晋书》卷38《齐献王攸传》，第1132页。
[106]蒋福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07]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06～9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