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晋南北朝丝路贸易研究
- 方高峰
- 8848字
- 2025-03-28 09:33:14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与经济重心的初步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的短暂统一，南北长期分裂，南方相对安定，吸引了大批北方流民南下，南方割据政权为了自身生存，也不得不尽力发展经济，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南方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为隋唐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农业的发展
1.农具的改进
生产力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工具则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生产工具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冶铁中心的广布与铁器的增加，灌钢法的发明与成套犁耙工具的出现。
（1）冶铁业的发展与灌钢法的发明与推广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冶铁中心遍布各地，《宋书》卷39《百官志上》云：“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署冶令，或署丞，多是吴所置。”说明从孙吴开始，凡是出铁之郡县都设有铁官，这种制度一直为东晋南朝所遵循。
东晋南朝时期铁器产量十分惊人，《梁书》卷18《康绚传》云：梁武帝时期，为“求堰淮水以灌寿阳”，“引东西二冶铁器，大则釜鬵，小则鋘锄，数千万斤，沉于堰所”。仅东西二冶铁器就达数千万斤。
灌钢法的发明，把我国古代炼钢技术推进到新的水平，这种技术在南朝已普遍推广，《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玉石部”引有陶弘景语：“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这里的“生”即生铁，“鍒”即熟铁，“杂炼生鍒”就是生、熟铁混合冶炼，利用生铁含碳量高，比熟铁熔点低的特点，让先熔化的生铁液体作为渗碳剂，灌注到疏松的熟铁空隙之中，从而使熟铁含碳量上升而成为钢。采用这种方法炼钢，成本低廉、工艺简便、质量可靠，从而大幅度提高钢铁生产能力，因此广泛用以生产刀、镰等农具[108]。灌钢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钢铁冶炼技术，大量坚利耐磨的灌钢工具的出现，是生产工具的一大革新，为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丘陵岗阜、沼泽、滩涂的垦辟创造了有利条件。
（2）犁耕技术的逐渐推广
两汉特别是东汉时期，牛耕技术开始向南方推广，但整个秦汉时期南方还是以锄耕农业为主，牛耕仍为罕见。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耕在南方逐渐推广。
《三国志》卷47《吴书·孙权传》载：黄武五年（226），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时，孙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这是孙吴实行牛耕的明确记载。据《梁书》卷12《韦叡传》，他在任雍州（治襄阳）刺史时饷故客阴儁光“耕牛十头”。《南齐书》卷44《徐孝嗣传》云：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徐孝嗣“表立屯田”：“请即使至徐、兖、司、豫，爰及荆、雍，各当境规度，勿有所遗……田器耕牛，台详所给。”
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云：“春分日……有鸟如乌，先鸡而鸣……民候此鸟，则入田以为候。”“四月，有鸟名获谷……农人候此鸟则犁杷上岸。”《荆楚岁时记》是记载长江中游地区时令习俗的，可知自春分至四月，荆楚正是农耕大忙，犁耕地，耙碎土，以利下种。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知道，荆楚一带牛耕已成为一种普遍行为，犁耙等成套农具已经产生。
以牛作为牵引力，有助于深耕、细耙等农事活动的精细化，牛耕的逐渐普及与犁耙等成套犁耕农具的出现，这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表现。
2.精耕细作的逐渐出现
农田管理方式是随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而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农田管理呈现细密化趋势。
（1）施肥的普及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区盛行以家禽家畜模型随葬，出土动物模型以猪、狗、羊、牛数量最多。有学者指出，六朝以前，江西地区的墓葬中极少出土与畜牧业有关的文物，而据已发掘的七十余座六朝墓，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墓葬出土文物与畜牧业有关，主要器物有陶塑马、牛、羊、猪、狗、鸭、鸡、鹅及家畜家禽笼圈等，其中尤以滑石猪为多，反映了当时养猪业的突出发展[109]。在湖北鄂城西山铁矿M105（M1002）一墓中，出土不同种类的家畜模型有十件之多。郭家垴M16（M2215）出土的猪和圈栏模型，圈栏呈长方形，上附一长方形厕所，栏内一只大母猪的腹下有两只小猪仔。这种把畜圈与厕所连在一起的做法，明确告诉我们，在六朝时期人们已经在利用猪和圈栏来积肥沤肥了[110]。
《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以钱贯系杖脚，回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愿”。说明那时粪肥使用已较普遍，人们懂得将粪肥与灰土堆放一起，令其沤化后，以熟粪肥田，提高农作物产量。
据《南史》卷25《到彦之传》，他曾“以担粪自给”，能以贩运粪肥谋生，可见粪肥使用之普遍[111]。
（2）育秧移栽技术的逐渐推广
中国南方何时出现育秧移栽技术，学术界是有争论的。中国农史专家梁家勉与陈文华等先生提出，我国至迟在东汉已掌握育秧移栽技术[112]，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证实。如广东佛山澜石汉墓出土的陶水田模型上有明确的插秧形象，“第五方地上有表示秧苗的篦点纹和一个直腰休息的插秧俑”[113]；四川新津县出土的一件汉代陶水田模型，稻田中有整齐的篦点纹，显然也是表示秧窝[114]。随着插秧技术的出现，稻田的中耕除草也随之产生，四川峨眉县出土的东汉水塘水田石刻模型，右下角刻有两个农夫伏在田中用手耘禾；四川新都县出土的薅秧画像砖，左半部刻有农夫扶杖、用脚耘田的形象，这种耘田方式今天在南方许多农村中还很常见[115]，耘田现象的出现，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插秧的推广，因为，撒播的稻田是无法耘禾的[116]。
魏晋南北朝时期育秧移栽技术在南方逐渐推广。《全梁诗》卷6范云《治西湖》云：“已集故池鹜，行莳新田苗。”一般认为，“行莳新田苗”当指插秧，现在苏南一带仍然俗称插秧为“莳秧”[117]。《荆楚岁时记》有“六月必有三时雨，田家以为甘泽”的记载，“时雨”有学者认为又称“莳雨”，即插秧雨[118]。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怀良晨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的诗句，“植杖而芸”应该正是扶杖用脚耘田的形象，而耘田是以插秧为前提的[119]。
育秧移栽可以促进稻株分蘖，同时也是水稻中耕的前提，这是水稻精耕细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各地发展水平不一，很多地方仍采用原始的火耕水耨，一是南方耕牛数量不足，牛还是南方陆路交通的主要牵引力，耕牛价格很高，据《晋书》卷26《食货志》，当时一头耕牛价值三百斛谷，非一般百姓所能承受；二是南方多处仍是地广人稀，不费人力、广种薄收的原始火耕水耨法仍有用武之地。
3.农田水利的兴建
南方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水田农业是这里的主要农作方式，因此，农业的发展首先取决于水利的兴修。
南方复杂的地形地貌，使它难以像北方那样，有计划地组织大型水利工程；同时，雨量丰沛及降水集中，也使这里的水利工程与北方存在差异。在平原地区，河湖密布，沼泽丛生，土地卑湿，自古被称为“涂泥之地”，其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首先必须解决防洪排涝问题，因此水利工程以防护、疏导设施为主体；而丘陵山地地势起伏较大，径流丰富，但溪河源短流急，一遇暴雨，山洪怒发，冲毁田园，久晴无雨，则溪涧绝流，农田龟裂，但由于长期的侵蚀切割，支冲沟谷广泛发育，为兴建塘堰，滞洪蓄水，发展自流灌溉创造了有利条件[120]，因此丘陵山地水利工程以修堰筑坝为主体。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中下游的水利工程较前代有较大规模的增加，特别是陂塘灌溉工程随着浅山丘陵的开发而开始大规模兴修，所谓“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121]，“承陂之家，处处而是”[122]。陂塘灌溉工程类似于今天的水库，既能防洪，又可蓄水，启闭由人，大小任意，视农田需要而定，大大提高了对自然水源的利用和人工控制水利的能力[123]。陂塘灌溉工程的出现，陆田转变为水田，《太平御览》卷56《地部》引《傅子》云：“陆田者命悬于天也，人力虽修，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土地效率大大提高。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工商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加之水上交通便利，特别是农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从而工商业也有一定发展。
1.蚕桑业与丝织业发展
两汉特别是东汉时期，南方已有植桑养蚕并织造丝织物的记载，如《太平御览》卷825《资产部五·蚕》载：“范充为吴桂阳太守，教民植桑、絺紵之属，养蚕织履，民得利益。”魏晋南北朝时期，栽桑养蚕进一步推广，陶渊明诗中就经常把桑、麻等当作诗文的素材，如《归田园居》写道：“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他与邻居们“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等等。南齐时期，浙东山区也开始植桑养蚕，《梁书》卷53《沈瑀传》云：南齐明帝永泰元年（498），沈瑀为建德令，“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女丁半之”。与此有关的民俗也已形成，《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人在正月十五夜晚，“迎紫姑（蚕神），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郑重其事地卜求蚕桑，并列入时俗，说明蚕桑业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养蚕已达到一年多熟的水平，如《太平御览》卷825《资产部五·蚕》引《林邑记》：“九真郡，蚕年八熟，茧小轻薄，丝弱绵细。”引《永嘉郡记》：“永嘉有八辈。”蚕一年多熟在南方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说明南方已掌握蚕种低温催青化，即用低温控制蚕种的孵化，以便错开蚕种孵化日期，增加一年中的养蚕次数，这是养蚕史上的重大技术进步[124]。蚕桑业的发展为丝织业准备了条件。
两汉时期南方丝织业只有巴蜀比较发达，当地的蜀锦很有名，其他地区则默默无闻，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其它地区的丝织业有了较大发展。
首先，丝织品产量增加。
孙吴立国之初便设置官营丝织机构“织室”，《三国志》卷50《吴书·妃嫔传》载孙权潘夫人因父亲有罪，“夫人与姊俱输织室”；据《三国志》卷61《吴书·陆凯传》，孙权时织室规模“数不满百”，而到孙休时，“乃有千数”。西晋永嘉四年（310），扬州刺史周馥建议迁都寿春，并令“荆、湘、江、扬各先运四年米租十五万斛，布、绢各十四万匹，以供大驾”[125]；东晋时期，苏峻叛军攻克建康时，官库有“绢数万匹”[126]；《宋书》卷3《武帝本纪下》，永初三年（422）三月，“时秦、雍流户悉南入梁州。庚申，送紵绢万匹，荆、雍州运米，委州刺史随宜赋给”。可见丝织品数量巨大。
其次，丝织技术有所进步。
孙吴时孙权赵夫人丝织技术就很高超，《太平御览》卷699《服用部一·幔》引《拾遗录》曰：
南方丝织技术的提升，晋宋之际是个关键，《太平御览》卷815《布帛部二·锦》引《丹阳记》曰：
东晋末年，刘裕率兵灭后秦，从关中将大批工匠迁到江东，其中就有一批丝织工匠，因而在丹阳设置锦署，此后南朝历代锦署成为常设机构，负责宫廷服饰[127]。南齐时，织锦已名播塞外，以致柔然首领请求齐武帝赠送锦工[128]。萧梁时，锦的产量已很可观，侯景之乱时，侯景要求梁武帝一次性拿出“锦万匹，为军人袍”[129]。据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当地妇女能织成“日、月、星辰、鸟兽之状，文绣金镂”，并能织“五色丝”，“赤青白黑，以为四方，黄居中央”。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丝织业的发展还可从户调内容的变化得以体现。从孙吴到东晋南朝前期，因丝织业不发达，户调征布，与田租合称租布，而到南朝后期梁、陈之际，户调改为按丁征收丝织品[130]，《隋书》卷24《食货志》道：“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可见，南朝后期已无“租布”之说了。
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丝织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仅集中在少数地区，其中以益州水平最高，《隋书》卷29《地理志》云：益州“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荆、扬二州发展显著，《宋书》卷54《沈昙庆传》史臣曰：“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而其他地区则几无可闻。
2.瓷器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瓷器的质量、产量都有很大提升，瓷器已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日用品[131]。瓷器业遍布南方各地，其中以长江中下游最为集中，尤以浙江水平最高，早期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都是各有特色的瓷器制造中心。越窑分布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一带，瓯窑集中在今浙江温州地区，婺州窑位于今浙江金华地区，德清窑集中在杭嘉湖平原。仅浙江上虞县，已发现孙吴瓷窑30多处，两晋更多达60多处，各地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瓷器，如上虞帐子山出土的蛙形水盂便是典型的艺术精品[132]。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中游的瓷器制造业也很发达，出土了大量的瓷器日用品，特别是瓷器成套茶具。1957年，湖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发掘的晋代墓葬中，首次发现了青瓷茶托[133]。茶托是一种以承托茶碗，又称“茶船”的茶具。此后，考古工作者在江西南昌、吉安、丰城等六朝墓葬中均发现了包括茶托在内的成套茶具实物。如1978年，在江西丰城同田乡龙雾洲窑址出土了青瓷莲瓣纹碗、莲瓣纹茶盏、盏托、莲瓣纹盘等成套茶具[134]。特别是1994年，在江西吉水富滩东吴墓出土了青瓷擂钵、青瓷带盖钵、青瓷盏托等成套茶具[135]。在长江中游也出土了不少瓷器精品，如在湖北武昌齐永明三年（485）刘凯墓出土的莲花尊便是典型代表[136]。
3.造纸业
造纸术在两汉时期已经发明并有一定发展，但因技术与产量都不过关，所以书写材料仍以简牍为主，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造纸业在原料、技术、产量方面都上了一个新台阶，纸张已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太平御览》卷605《纸》引《桓玄伪事》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纸张产量巨大，《初学记》卷21《纸》引虞预《请秘府纸表》：“秘府中有布纸三万余枚，不任写御书，而无所给。愚欲请四百枚，付著作吏，书写《起居注》。”引裴启《论林》曰：“王右军为会稽令，谢公就乞笺纸。库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甚至偏远的岭南地区纸张产量都不小，《太平御览》卷605《纸》引《拾遗记》曰：“张华献《博物志》，赐侧理纸万番，南越所献也。汉人言陟貍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褒侧，因以为名。”
纸张质量精美，《初学记》卷21《纸》引桓玄《伪事》曰：“诏命平准作青赤缥绿桃花纸，使极精，令速作之。”引后梁宣帝《咏纸诗》：“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
除官府外，民间造纸也很普遍，《宋书》卷53《张茂度传》云：“永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了不及也。”可见张永所造纸张质量之精美。
4.商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商业也有较大发展，日本著名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川胜义雄指出：“梁代货币经济发展程度远远地高于唐代天宝以前。”[137]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经商之风甚炽，《隋书》卷24《食货志》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迅速，主要途径是占山护泽，在开发过程中，往往设置“传、屯、邸、冶”，这些多与商业相关[138]。如刘宋权臣沈庆之“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139]。长江是最重要的商道，东晋时，桓“玄断江路，商旅遂绝。于是公私匮乏，士卒唯给粰橡”[140]，长江商道已关系到京城粮食安危。
随着商业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兴起了一批商业性中心城市。长江下游以建康为中心，周边还有系列次级城市，长江中游城市以江陵为中心，另外襄阳、夏口等也很有名，长江上游以成都为经济中心，岭南的广州作为港口城市迅速崛起。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重心的初步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岭南地区得到初步开发，巴蜀地区在原有基础上稍有发展，长沙中下游地区发展最为显著[141]。
岭南地区远离政治中心，从孙吴到东晋南朝，对岭南采取羁縻政策，所谓“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142]。直到南齐，仍是“虽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143]。梁武帝加大对岭南的开发，梁、陈之际岭南地区出现“工贾竞臻，鬻米商盐，盈衢满肆。新垣既筑，外户无扃，脂脯豪家，锺鼎为乐。扬袪洒汗，振雨流风，市有千金之租，田多万箱之咏”的繁华局面[144]。正是梁武帝时期岭南地区的经济开发，陈霸先才得以西江督护、高要太守之职，从岭南率兵平定侯景之乱，并最终建立陈王朝。但岭南充其量只是初步开发而已，《隋书》卷31《地理志下》说道：“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厉，人尤夭折。”
巴蜀长期作为关中后院，基础最好，但魏晋南北朝时期命途多舛。三国时为蜀汉所占，西晋末期，巴氐流民起义，进而建立成汉割据政权，东晋永和三年（347）为权臣桓温所灭；东晋前期淝水战前一度为前秦所取，东晋末又为谯纵割据占领，建立西蜀政权，东晋义熙九年（413）为刘裕所灭；此后宋、齐、梁三朝为南方政权控制，萧梁末期又落入西魏之手。诸葛亮治蜀和成汉李雄时期，巴蜀经济有所发展，东晋南朝时期，巴蜀地区远离政治中心，政府控制乏力，这一带的发展与地方官员密切相关。梁武帝加强了对巴蜀地区的控制，有大批皇室成员出任益州刺史，萧梁时期益州经济有所发展，武陵王萧纪在蜀十七年，“开建宁、越嶲，页献方物，十倍前人”[145]。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立都建康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政府的核心地区，萧梁时人盛弘之评论道：“自晋室南迁，王居建业，则以荆、扬为京师根本之所寄。荆楚为重镇，上流之所总，拟周之分陕，故有西陕之号焉。”[146]同时代的沈约也说道：“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荆、扬司牧，事同二陕。”[147]因此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直是南方政府的开发重点，经济发展成就显赫。沈约总论南方经济时评论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特别是长江中下游经济的发展，使南方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重心，这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南北的长期分裂与南方经济的发展，为海上丝路贸易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向南延伸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08]许辉、蒋福亚主编：《六朝经济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21页。
[109]袁进：《江西六朝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及背景》，《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110]贺忠香：《湖北三世纪考古与社会经济试探》，黄惠贤、李文澜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第216页。
[111]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112]陈文华：《论农业考古》，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页；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205、206页。
[113]广东省文管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第9期。
[114]刘志远：《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的四川农业》，《文物》1979年第12期。
[115]陈文华：《论农业考古》，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16页。
[116]同上书，第6页。
[117]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7、88页。
[118]李文澜：《江汉平原开发的历史考察》，黄惠贤、李文澜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第63页；据《梁书》卷13《范云传》第230页云：梁时范云曾在长江中游零陵等地为官。
[119]陈文华：《论农业考古》，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6页。
[120]汪家伦、张芳编著：《中国农田水利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198页。
[121][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26《王敬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82页。
[122][梁]沈约撰：《宋书》卷91《孝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51、2252页。
[123]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页。
[124]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52页。
[125]《晋书》卷61《周浚传》，第1664页。
[126]《晋书》卷100《苏峻传》，第2630页。
[127]许辉、蒋福亚主编：《六朝经济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
[128]《南齐书》卷59《芮芮虜传》，第1025页；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49页。
[129]《梁书》卷56《侯景传》，第841页。
[130]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98～400页。
[131]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56页；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8页。
[132]许辉、蒋福亚主编：《六朝经济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28、329页。
[133]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134]万良田、万德强：《江西丰城东晋、南朝窑址及匣缽装烧工艺》，《江西文物》1989年第3期。
[135]李希朗：《江西吉水富滩东吴墓》，《南方文物》1996年第3期。
[136]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考古》1965年第4期。
[137]〔日〕川胜义雄：《侯景之乱与南朝的货币经济》，刘俊文主编，夏日新、韩昇、黄正建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62、263页。
[138]王大建：《东晋南朝的传、屯、邸、冶》，《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139]《宋书》卷77《沈庆之传》，第2003页。
[140]《晋书》卷64《简文三子传》，第1739页。
[141]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142]《三国志》卷53《吴书·薛综传》，第1252页。
[143]《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上》，第262页。
[144][陈]徐陵撰，许逸民校笺：《徐陵集校笺》卷9《广州刺史欧阳德政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84页。
[145][唐]李延寿撰：《南史》卷53《梁武帝诸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28页。
[146]《太平寰宇记》卷146《山南东道五·荆州》引盛弘之《荆州记》，《四库全书》第4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83页。
[147]《宋书》卷66《何尚之传》，第1739页。
[148]《宋书》卷54《沈昙庆传》，第1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