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以及罗马的占星术在数千年间接力发展时，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也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占星术。
与西方世界不同，中国占星术基本上只有军国占星术，主要是为国家政治服务，民间流传的生辰占星术极为罕见。因此，古代中国的占星术完全由政府掌控，并由专设的天文机构负责。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众多占星术著作，现存的主要有唐代李淳风的《乙巳占》、瞿昙悉达的《开元占经》，北宋的《灵台秘苑》，以及明代的《观象玩古》等。
远在商代，统治阶级就通过甲骨占卜，观察裂纹来作出决策。西周建立后，这种原始的占卜方式逐渐被易经、八卦等学说取代，而这些学说的建立是以历代对宇宙星辰的观测为基础的。
与西方人一样，古代中国人对五大行星极为关注，并称之为五行。他们赋予五行不同的属性，用以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五行相生相克，关系错综复杂。天空犹如一个巨大的气球，观察者站在气球中央，日月星辰仿佛贴在气球壁上，气球在不断转动。将观察者头顶一定宽度的天球带称作黄道带，黄道带上不同区域散布着不同的恒星，行星和日、月则按各自的周期在黄道带上移动。
战国时期，中国人将黄道划分为二十八宿，《史记·天官书》中记载的二十八宿与不同的州相对应，例如角、亢、氐宿对应兖州；房宿、心宿对应豫州。由于行星的移动，比如木星进入角宿，就意味着兖州会有某种兆应。星占术士依据二十八宿与各州县对应的表格，通过观察异常天象，如行星干犯、日食、月食等出现在哪个星宿，来推断地上某国某州将会出现的事态。
星宿的异常现象主要包括日食、月食、彗星、流星以及各种行星的出现。
追溯起来，中国最早的占星学家当属战国时代的甘德和石申，他们在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中均有记载，如今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天文学家。
甘德，又称甘公，战国时齐国（一说楚国）人，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齐威王、宣王的时代。当时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甘德便是百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著名的天文学家，著有《天文星占》8卷、《岁星经》等，可惜这些著作大多失传，仅有部分文字被《唐开元占经》等典籍引录。从这些引录内容中可以看出，他在恒星区划命名、行星观测与研究等方面有所贡献。
他和石申等人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系统，方法是依次给出某星官的名称与星数，再指出该星官与另一星官的相对位置，从而对全天恒星的分布、位置等进行定性描述。三国时陈卓总结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家的成果，得到中国古代经典的283星官1464星的星官系统，其中取用甘氏星官者146座（包括28宿在内），可见甘德对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的工作对后世影响深远。
有迹象表明，甘德曾对若干恒星的位置进行过定量测量，但结果大多已失传。甘德还对行星运动进行了长期观测和定量研究，他发现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现象，并形象地将行星从顺行到逆行再到顺行的运动轨迹描述为“巳”字形，指出“去而复还为勾”“再勾为巳”。
甘德还建立了行星会合周期的概念，并且测得木星、金星和水星会合周期值分别为：400日（应为398.9日）、587.25日（应为583.9日）和136日（应为115.9日）。他还给出木星和水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见、伏的日数，以及金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并指出在不同的会合周期中金星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可能在一定幅度内变化。
虽然甘德的这些定量描述还比较粗略，但为后世传统的行星位置计算法奠定了基础。依据《唐开元占经》引录甘德论及木星时所说“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等语，有人认为甘德在伽利略之前近两千年就已经用肉眼观测到木星的最亮的卫星——木卫二。甘德还是在当时和对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甘氏占星流派的创始人，他的天文学贡献与占星活动相辅相成。
与甘德齐名的石申，是战国魏国人，又名石申夫，战国中期天文学家、占星家，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
甘德写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写有《天文》八卷，后人将这两部著作合为一部，称《甘石星经》。《甘石星经》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天文学著作，可惜在宋代以后失传，如今只能从唐代的天文学书籍《开元占经》里看到一些片断摘录。
这些片断摘录显示，甘德和石申曾系统地观察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发现了五大行星出没的规律；他们还记录了800颗恒星的名字，测定了121颗恒星的方位。后人将甘德和石申测定的恒星记录称为《甘石星表》，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比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测编的欧洲第一个恒星表大约早200年。后世许多天文学家在测量日、月、行星的位置和运动时，都要用到《甘石星经》中的数据。
《史记·天官书》记载，战国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有四家：“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还提到各家的天文学都有占星术的内容，在他们的著作中能够看到当时战乱频繁的形势，以及为政治事件占验的各种说法。
《汉书·天文志》中引述的石申著作的零星片断，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在天文学和占星术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岁星（即木星）赢（五星早出为赢）而东南，《石氏》‘见彗星’，……赢东北，《石氏》‘见觉星’；……缩（五星晚出为缩）西市，《石氏》‘见檀云（即天檀，彗星的一种，形状为尾部尖锐），如牛’；……缩西北，《石氏》‘见枪云（即天枪，彗星的一种，形状为两端尖锐），如马’。……《石氏》‘枪、檀、彗异状，其殃一也，必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余殃不尽，为旱、凶、饥、暴疾’。”
石申与甘德在战国、秦汉时期影响巨大，形成并列的两大学派。石申的著作在西汉以后被尊称为《石氏星经》。汉、魏以后，石氏学派续有著述，这些书都冠有“石氏”字样，如《石氏星经簿赞》等。
除了石申、甘德等古代天文学家外，古代中国的宇宙哲学——易经也为占星术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阴阳、五行、八卦、河图等内容，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在保存较为完整的唐代占星术著作《开元占经》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开元占经》，又名《大唐开元占经》，是唐代瞿昙悉达主编的一部天文学著作。瞿昙悉达祖籍印度，其先世由印度迁居中国。关于他本人的生平史料留存较少。
据《开元占经》卷一记载，公元711年，瞿昙悉达奉敕主持修复北魏晁崇所造铁浑仪的工作，并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完成。《开元占经》的编撰始于开元二年二月之后，完成于开元十二年之前。
《开元占经》全书共120卷，其中前两卷集录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关于宇宙理论的论述；卷三至卷九十辑录了古代名家有关天体的状况、运动、各种天文现象等方面的论述，以及相关的占星术文献；卷九十一至卷一百零二辑录了有关各种气象的占星术文献；卷一百零三主要抄录了唐代李淳风撰的《麟德历经》；卷一百零四讲算法，《九执历》就录在这一卷内；卷一百零五集录了从先秦古六历到唐代神龙历为止共29种历法的一些最基本的数据；卷一百零六至卷一百一十则是讲星图，书中没有图像，而是用文字介绍今测恒星位置与旧星图所载的不同；卷一百一十一至卷一百二十是辑录古代各种有关草木鸟兽、人鬼器物等的占星术文献。
从具体内容看，《开元占经》保存了中国最古老的关于恒星位置观测的记录。在卷六十至卷六十三有关二十八宿星占和卷六十五至卷六十八有关石氏中、外官星中，总共给出了121颗恒星的赤道坐标位置（其中有六颗星的数据在今传各本中已佚失）。
这种赤道坐标和现代天文学上所使用的赤道坐标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一致。这121颗星的坐标构成了一份中国最古老的星表，研究者称之为“石氏星表”。
唐《开元占经》除了介绍二十八宿占外，还介绍了五星占，石、甘、巫的“中外宫占”。五星指岁星、荧惑、填、辰、太白，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木、火、土、水、金。
中外宫则是指五星和二十八宿以外的星。星星日出即隐，日落则现，这是正常现象，但有时该隐不隐，该现不现，即为不祥之兆，星体伏见时间的早晚赢缩，也是预兆。
五星的“合散犯守”，均为占星的重要依据。合，就是某星宿相会。五行中某几颗聚会于某一星宿是常出现的，但会于哪一星宿，哪几颗相聚会，则有不同的兆应。散，是指不行列而聚，即违反常规的聚合。犯，就是干犯，即行星行到某星的近距离，七寸之内光芒相及大概是干犯的最低标准，为凶兆。
犯的范围很广，五星互犯，五星犯二十八宿，五星犯各星等均是。二十八宿指的是角、氐、亢、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各宿分别兆应各地人事。
守，是指行星运行过程中在某一星宿的停留，一般也是凶兆。守不是犯，是因为它不是近距离接触，不到“七寸之内光芒相及”的程度。
中国古代占星术以三垣四象二十八宿为核心。三垣是指北天极周围的三个区域，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四象是指分布于黄道附近，环天一周的四个区域，即东方苍龙之象，西方白虎之象，南方朱雀之象，北方玄武之象。每象各分为七段，共计二十八宿。
东方七宿：角木蛟、亢金龙、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
南方七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轸水蚓、翼火蛇、星日马、张月鹿；
西方七宿：奎木狼、娄金狗、胃土雉、壁水蝓、觜火猴、昴日鸡、危月燕；
北方七宿：斗木獬、牛金牛、女土蝠、参水猿、室火猪、虚日鼠、毕月乌。
中国占星术的论命与推运皆以二十八宿为准。这些恒星二十八宿，大多是暗星，只有角宿是一等亮星。除了黄道以外，在北天极附近的三垣也有许多恒星。恒星的作用大体是增强命盘上行星的影响力。
例如，命盘上木星若与轩辕十四同度，则益增其辉；土星若与大陵五同度，一生凶灾连连。恒星与命盘结合，人的运势会起伏不定，可使人转成巨富，也可使人妻离子散。公卿王侯、贩夫走卒的差别，就在于命盘的恒星。
然而，必须承认，中国占星术由于历代战乱频繁，测候方法失传，行星观测不够准确，因此连推运也依赖二十八宿的度数，还掺杂了一些神煞的迷信成分，与西方占星术相比，稍显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