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早期遗址

依据考古学的证据链,从旧石器时代起,甘孜就有人类活动,并且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证据中都可以看到甘孜与周边文化产生着互动。本节以旧石器时代作为时间起点,重点探讨石棺、碉楼这一类在甘孜的典型遗址,以此梳理甘孜州在不同时期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以便确认甘孜州在时空框架中的位置。

(一)旧石器时代

河水为人类提供了稳定的饮用、灌溉水源,同时也是可被选择的交通通道之一,所以河流两岸是远古先民首选的定居点。甘孜州境内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大多数分布在河流沿岸,接下来的叙述主要以流域的名称来对州内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进行大致分区。

1.雅砻江干流

2019年,考古队在甘孜县城附近的雅砻江干流区域进行了调查,在该江的三级及以上的阶地上共发掘出7个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在这些遗址中,收集到了36件具有代表性的石制工具,其以硅质岩作为主要材料,石英砂岩也在其中占据了一定比例。郑喆轩,柳江,何治,等.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旧石器时代遗存2019年调查简报[J].四川文物,2021(6):18-21.该遗址的发掘为我们理解甘孜地区早期人类的生存状态提供了线索。

2.鲜水河流域

炉霍县位于甘孜州中北部,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为川西高原与山原的接触地带。该区域发掘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是康区已知最早且唯一拥有原生地层的古人类活动的遗址。鲜水河流域的调查最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察队在炉霍县卡娘泥曲河附近的喀斯特山洞中发掘出了动物化石及经过加工的骨片、骨球和人造石器,以及疑似原始人类的牙齿的考古遗存。随后,又有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织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在炉霍县境内鲜水河两岸发现7处石器采集点,采集到了打制石器32件。甘孜州志编纂委员会.甘孜州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4.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鲜水河流域共调查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点9处,分布区域包括炉霍县和道孚县,遗址均位于三级阶地及以上。该区域共采集典型石制品35件,包括石核23件、石片5件、工具7件,工具中包括手斧4件。郑喆轩,柳江,何治,等.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旧石器时代遗存2019年调查简报[J].四川文物,2021(6):21.这说明在石器时代,炉霍县鲜水河流域一带曾是古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一个地区。

3.无量河和立启(立曲)河

无量河和立启河均属于雅砻江支流。在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此区域开展了一系列专项调查。这些调查工作揭示了理塘县内4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点,它们均分布在无量河的三级阶地上。同时,在康定市新都桥镇立启河流域附近发现遗址3处。郑喆轩,柳江,何治,等.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旧石器时代遗存2019年调查简报[J].四川文物,2021(6):21-25.2021年,西安美术学院与甘孜州民族博物馆等单位组织了对立启河上游的塔公等地的田野调查,发现多处岩画点,岩画制作时间的上限为距今2300年。苟爱萍,张慧达,康棋。四川甘孜康定市塔公岩画考古调查[J].北方文物,2023(6):20-30.从区域范围来看,雅砻江流域的立启河流域不仅自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活动,并且在后期的战国时代也是族群居住的一个地点。

4.傍河流域

2020年,在甘孜州稻城县金珠镇皮洛村发现了规模庞大、遗物众多、地层保存完好的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距离稻城县城约2000米,海拔超过3750米。遗址位于金沙江二级支流傍河及其小支流皮作河的交汇处,总体样貌呈近南北向的长方形,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500米,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随后考古发掘揭示了该遗址有7个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并出土了6000多件石制品。郑喆轩,冯玥,谭培阳,等.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2022(7):4-12.

图1-2 甘孜州旧石器分期

从甘孜州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个比较关键的信息。第一,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大多数分布在河流沿岸。第二,鲜水河流域的炉霍多次出土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另外在该区域内也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和石棺葬墓地,说明该流域一直以来都有人类生活于此。这可能与两点有关。首先是鲜水河流域发掘的两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河谷地带,远古先民定居在此可以解决水源的问题,同时河谷地带有较为温暖湿润的气候和相对丰富的植被。其次是炉霍地理位置特殊。1984年,距离炉霍县60千米的卡莎湖发现了大量的石棺葬。扎西茨仁。炉霍卡莎古墓葬[J].康定民族师专学报,1986:47-52.从随葬品来初步断定,这批墓葬的时代上起春秋,下至战国中期前,最晚也不会晚于战国中期。在这批墓葬中有两点需要留意:1件戈和大量的细石器。其中,卡莎湖石棺葬出土的这种戈形源于北方草原民族常见的弯柄铜剑和中原商周时期的曲内式戈,富有早期青铜器的特色;同时大量的细石器也与草原民族关系密切。陈明芳。炉霍石棺葬族属刍议——兼论炉霍石棺葬与草原细石器的关系[J].南方文物,1996(1):86-90.卡莎湖石棺葬反映出了北方草原的文化面貌。由此可以推断,炉霍是北方人群和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南下康区的重要通道。第三,甘孜稻城的皮洛遗址发现了阿舍利手斧,推翻了“莫维斯线”假说。“莫维斯线”是20世纪40年代旧石器时代研究的主流观点。美国人类学家哈拉姆·莫维斯(Hallam L. Movius)从英国的中北部到喜马拉雅山脉印度板块附近划出一条文化线,后被人称为“莫维斯线”。“莫维斯线”理论曾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划分为两大区域,西、南为先进区域,而文化线以东,以中国为代表的地区则被认为发展滞后。然而,川西高原发现的阿舍利手斧则是一项关键证据,不仅挑战了该理论,还揭示了亚欧大陆早期人类迁徙与文化交流的连续性。

从以上可以看出,自旧石器时代开始甘孜州境内就有人类活动,并且多种文化形态相互交织,与不同的区域文化存在很强的互动关系。

(二)新石器时代

对甘孜地区的考古学调查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华西协合大学的美籍传教士叶长青、戴谦和、葛维汉博士在康定折多塘、丹巴、道孚及炉霍虾拉沱地区进行了石器时代的考古调查,收集了众多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目前公布的甘孜州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两处。一处是泸定县坪上遗址。泸定县烹坝镇,坐落在甘孜州北部,东邻岚安乡,南接泸桥镇。该县坪上遗址历经新石器时代至明清,延续时间长。考古发掘揭示了3座灰坑及众多陶器、石器。新石器时代遗存与大渡河中游遗址相似,而商周时期的鬲足为该地区首次发现,为研究川西山地陶鬲的传播提供了新线索。孙智彬,陈苇,匡汉斌,等.四川泸定县坪上遗址先秦时期遗存发掘简报[J].四川文物,2015(6):5-10.

另一处是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位于丹巴县中路乡境内。1989—1990年研究人员对大渡河流域丹巴中路乡罕额依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位于小金河左岸的山腰台地上。出土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有少量泥质陶,均含大量云母片。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以罐类居多,有双耳罐、单耳罐、深腹罐、高领罐、钵、杯等,发现有少量的彩陶。罕额依古遗址共有三期,根据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约5000年至距今约41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C]//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59-77.

罕额依遗址共计出土石器800件,有打制、磨制和细石器三大类。从石器的类型可以看出罕额依古遗址在新石器时代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与此同时,这种相似性在岷江上游的汶川、理县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存在。另外,在卡若遗址和罕额依遗址出土的单孔或双孔的长方形、半月形凹背直刃石刀在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也十分常见,并且出现时间很早,距今约6000年。罗二虎。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的系绳石刀[J].四川文物,2000(2):20-28.

该区域出土的这些陶器以手工制作、泥质、灰陶为主,红褐次之。由于丹巴本身就有丰富的云母矿,所以在陶器中含有大量云母。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多为罐类,第一期出土的陶瓶,在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也较为常见。此外,该遗址中的钻孔陶器与黄河上游半山、马厂文化类型的遗址中的发现相似。丹巴罕额依遗址和卡若遗址出土的彩陶,展现了与马家窑文化彩陶相近的艺术风格。石硕。从新石器时代文化看黄河上游地区人群向藏彝走廊的迁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0):2-3.这些发现表明了丹巴地区与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间的交流与联系。

另外,这种考古遗存的相似性并非独立现象,与丹巴中路乡罕额依遗址一样,同属岷江上游的刘家寨遗址文化中也发现与甘青地区大地湾第四期、马家窑文化遗址相似的文化特征。从考古遗存来看,以罕额依遗址为代表的藏彝走廊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与其北部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联系密切。不仅是甘孜地区,在整个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存在着大量文化上可从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址溯源的器物。由此,学界普遍认为藏彝走廊新石器时代文化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内涵上的相似性应是由于其有着共同的渊源。从时间线上来看,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早于此前列举的藏彝走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所以考虑大渡河上游以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为代表,澜沧江上游地区以卡若文化为代表和岷江上游地区以营盘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由黄河上游进入族群所致,并随着当地居住聚落的稳定和扩大逐步发展,而后在藏彝走廊的不同地区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