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为礼义之邦，“礼”为中国文化之标志

探讨中国文化生成之谜，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必须首先提出来。

关于这个问题，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才突出出来的。若不与其他文化，特别是与欧洲文化相比较，我们往往自己意识不到。故留意于此者，多为近现代学者。如梁启超说：

人类全体文化，从初发育之日起截至西历十五六世纪以前，我国所产者，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无逊色。虽然，我国文化发展之途径，与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趋。故如希伯来人、印度人之超现世的热烈宗教观念，我无有也；如希腊人、日耳曼人之冥想的形而上学，我虽有之而不昌；如近代欧洲之纯客观的科学，我益微微不足道。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坐是之故，吾国人对于此方面诸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吾国人参列世界文化博览会之出品恃此。[1]

这是从学术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

严复在其译著《社会通诠》序言中则谓：

异哉！吾中国之社会也。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乃还观吾中国之历史，本诸可信之载籍，由唐、虞以讫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最备。其圣人，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会之制度典籍也。物穷则必变，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县封域，阡陌土田，燔诗书，坑儒士，其为法欲国主而外，无咫尺之势。此虽霸朝之事，侵夺民权，而迹其所为，非将转宗法之故，以为军国社会者欤？乃由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乱常自若，独至于今，籀其政法，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惟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2]

这是从宗法性来看中国文化之根本特征的。

然而梁漱溟先生则谓：

只有宗法社会可说是家族本位，此见甄克斯《社会通诠》。中国却早蜕出宗法社会，……此时必须用“伦理本位”这话，乃显示出中国社会间的关系而解答了重点问题。……

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遂生。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父母总是最先有的，再则有兄弟姊妹。既长，则有夫妇，有子女；而宗族戚党亦即由此而生。出来到社会上，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济则有东伙；于政治则有君臣官民；平素多往返，遇事相扶持，则有乡邻朋友。随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

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它没有边界，不形成对抗。恰相反，它由近以及远，更引远而入近；泯忘彼此，尚何有于界划？自古相传的是“天下一家”，“四海兄弟”。试问何处宗法社会有此超旷意识？——宗法社会排他性最强。如只是家族本位、宗法制度，怎配把中国民族在空间上恢拓这样大，在时间上绵延这样久？要知家族宗法之依稀犹存，正为其有远超过这些者，而非就是这些。[3]

这是否定宗法，而强调伦理本位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也有反是，强调家族本位的。[4]此不赘述。

除以上看法外，尚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人文主义，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还有从政治、法律上看中国文化之根本特征的。总之，看法很多，不一而足。然而，近现代中国学者由于生活于中国文化的具体环境之中，其认识虽有非常深刻的一面，但也因其沉溺于其中，而往往“不识庐山真面目”。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差别，绝不是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差别，而是整体上的差别。如前言中所述，中国文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大单元，所以，仅仅从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去谈问题，必然无法把握其全面的根本特征。置身于中国文化之外的西方学者看得虽浅近，却全面准确一些。在这方面，法国的启蒙学者孟德斯鸠的看法，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

他们（指中国的立法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宣传；生活上的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所以当人们找到使它们获得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候，中国便治理得很好了。[5]

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6]

在这方面，“礼”的价值是高于礼貌的。礼貌粉饰他人的邪恶，而“礼”则防止把我们的邪恶暴露出来。“礼”是人们放在彼此之间的一道墙，借以防止互相腐化。[7]

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方法。从这种思想出发，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他们并且集中一切力量，使人恪遵孝道。他们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仪式，使人对双亲在他们的生前和死后，都能克尽人子的孝道。……

尊敬父亲就必然和尊敬一切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傅、官吏、皇帝等联系着。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由此推论，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爱还报其子民。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礼教，而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表面上似乎是最无关紧要的东西却可能和中国的基本政制有关系。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如果你削减亲权，甚至只是删除对亲权表示尊重的礼仪的话，那末就等于削减人们对于视同父母的官吏的尊敬了，因此，官吏也就不能爱护老百姓了，而官吏本来是应该把老百姓看做像子女一样的；这样一来，君主和臣民之间所存在着的爱的关系也将逐渐消失。只要削减掉这些习惯的一种，你便动摇了国家。一个儿媳妇是否每天早晨为婆婆尽这个或那个义务，这事的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些日常的习惯不断地唤起一种必须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感情，而且正是因为人人具有这种感情才构成了这一帝国的统治精神，那末我们便将了解，这一个或那一个特殊的义务是有履行的必要的。[8]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9]。

正是有如孟德斯鸠之认识，故中国在世界上获得了“礼义之邦”的称号，“礼”成了中国文化之根本特征和标志。其实，“礼”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古人早有类似之认识，只是没有这样提出问题而已。如《礼记·曲礼上》讲：“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这里，“道德仁义”可以说是哲学伦理思想，“教训正俗”是习俗，“分争辨讼”是法律，“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是政治人伦关系，“宦学事师”是教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是军事，“祷祠祭祀，供给鬼神”是宗教。所有这些，都要由“礼”来主宰，没有“礼”，就失去了这一切的衡量标准。这岂不是说，“礼”成了这一切的根本吗？《礼记·礼运》中更讲：“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礼”在这里，上则体现了天道的变化，下则体现了地上万物的生长规律，中则体现了人事变迁的法则。因此，“礼”是一切的根本。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礼”，而不是他者，这是其一。“礼”之所以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除孟德斯鸠所述，“礼”在中国涵盖文化内容最广之外，还在于以下两点。

“礼”在文化中起源最早，各民族都是如此。而在发展过程中，其他各民族的文化逐渐转向了宗教，整个中世纪，包括欧洲，都转向了宗教和神学。“礼”充其量只作为“礼俗”还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礼”在上层社会的交往中，也不过是限于礼貌的礼仪活动。“礼”在其他文化中，一般都没有越出“礼俗”的范围。而中国则相反，“礼”不但是礼俗，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与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法律、宗教、哲学思想等都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从“礼俗”发展到了“礼制”，既而又从“礼制”发展到了“礼义”，礼俗、礼仪、礼制、礼规、礼义等，一直是中国人行为规范的基本方面。所以，“礼”在中国文化中，不但起源最早，而且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这种特征是任何其他文化所没有的，也为中国文化的其他任何特征所不及。

中国文化的其他特征，往往都侧重某一方面，或侧重外在的行为方面，或侧重内在的精神方面，或侧重于内容，或侧重于形式。独有“礼”为诸方面之统一体。关于“礼”与其他特征之区别，可从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中悟见一斑。其文曰：“自唐氏有为古文之学，上者好言道，其次则言法。说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于事而统于礼。子思叹圣道之大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缓民事。以养以教，至养民之制，教民之法，则亦无不本于礼。其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事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乃用力于推究世事，而子瞻尤为达者。然门面言道之语，涤除未尽，以至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是非世臣之所敢知也。”[10]这虽是论文章之旨，然意旨不仅在乎文，所谓“道附于事而统于礼”，正反映了“礼”乃内容与形式、精神与物质、知与行的统一体。而此点，郭嵩焘之论尤可见之。他说：“其于礼、乐二者，明其体而达其用，穷其源而析其流，尽古今之变而备人事之宜，此其大经矣。而其为教，本之于心曰六德，被之于身曰六行，施之于事曰六艺，又皆有其浅深次第之用，而一要之于成。”[11]

由上可见，“礼”在中国，乃是一个独特的概念，为其他任何民族所无。其他民族之“礼”，一般不出礼俗、礼仪、礼貌的范围。而中国之“礼”，则与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学、习俗、文学、艺术，乃至经济、军事，无不结为一个整体，为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名。“礼”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总名，与其独特的表意功能是分不开的。在中国，由于“礼”的充分发展和完备的形式，使它在形式上成了一种特殊的负载工具，即礼仪系统是先于文字发展起来的，然而又具有和文字一样的负载文化信息的功能。因此，文化各方面的内容，通过礼仪的形式保存下来，从而使“礼”成了中国文化之总名（此点，我将在后面专门论述）。而外国之“礼”，虽与中国之“礼”起源于相同的古代，但由于发展不完备，因而不具备中国“礼”的功能。而且，其他文明中心，第一代文明早就灭亡了，一方面中止了礼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礼文化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文字记载下来，因而，其制度和思想未能保存下来，只有属于习俗方面的礼俗，在民间保存下来。所以，外国之“礼”，随着第一代文明的灭亡，就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重要方面绝缘，而不再向前发展。中国之“礼”则从没有间断自己的发展，并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故从礼俗而发展到礼制，从礼制而发展到礼义，既而又从礼制、礼义回归于礼俗。“礼”在中国的发展，贯通古今，正未有已期。外国之“礼”，多为已死之形式，或为交往之仪节。而中国之“礼”，固重于形式，而有“繁文缛节”之称，然更重于内容与精神，注重知行之统一。故中国之“礼”是活在中国人心中的一个基础。由是之故，从中西文化比较而言，中国文化使西方最感惊异者，莫过于“礼”。中国文化祭祀天地、祖先，孝敬父母的礼仪活动，在欧洲耶稣会士到中国传教的过程中，曾引起过欧洲社会旷日持久的争论。故从中外文化比较而言，“礼”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当是无疑的。自然，中国文化尚有其他多方面的特征，然而都不过是以“礼”为根本特征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至于中国文化伦理道德之氛围特重，也不过是礼之内含，并没有越出礼的范围。用伦理本位来概括中国文化，固无不可，然而较之礼而言，似嫌不足。故从种种角度言之，“礼”都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