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文化根于“礼”

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礼”，首先又在于中国文化的根源是“礼”。关于这点，可以两方面论之。第一，中国文化在有文字记载以前，是以“礼”为根本。第二，有文字记载以后，中国文化仍以“礼”为基础。

“礼”先于文字，各民族都是一样的。中国的“礼”，据传说材料，是起源很早的。如：

夫妇嫁娶之礼：“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12]

名物之制：“伏羲始名物虫鸟兽。”[13]

礼乐之制：“（伏羲）立礼教以导文，造干革以饰武，丝桑为瑟，均土为埙，礼乐于是兴矣。”[14]

卜筮之制：“伏羲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5]“（伏羲）调和八风，以画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16]

生产之制：“（伏羲）结绳而为纲罟，以畋以渔。”[17]“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18]

交易之制：“（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19]

舟车之制：“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20]“黄帝作车。”[21]

宫室之制：“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22]“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鸟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23]

甲历之制：“（黄帝令）大挠作甲子，容成造历。”[24]

衣冠之制：“（黄帝）服冕垂衣”[25]，“黄帝作旃冕。”[26]

八音之制：“黄帝使泠纶，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筩，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27]

以上种种传说，都是在黄帝时代或黄帝之前。虽说伏羲作八卦，始有文字雏形之可能，但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简单的帮助记忆的符号，真正达到表意功能是不可能的。故在以上制度和发明之时代，真正的文字是不存在的。而以上种种发明和制度，却都和礼有关，它们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纳入礼的范畴。《礼记》中说：礼是“始诸饮食”，“本于婚”。“饮食”即包括取食的方式和分食的方式，当然，也就是生产的方式和分配的方式，其中，自然也应包括居住的方式和服饰的方式。“婚”是人本身的生产，当然应包括男女交往的方式、成婚的方式，以及相关的血缘组织。因此，与这两种生产相关的活动，都应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既然如此，以上种种发明和制度，也就全部属于礼的范围。故从传说材料看，礼先于文字。这是其一。

其次，礼先于文字，还与原始文化的传承方式紧密相关。文化是通过世世代代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而人类的进步，则是通过文化的发展来实现的。故人类的进步依赖于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则依赖于世代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而经验与知识的积累，又是靠一定的传承方式来实现的。那么，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是怎样传承文化的呢？除了依靠语言的口耳相传的方式之外，主要就是靠礼仪。人们通过集体的舞蹈、歌唱、祈祷等各种礼仪活动，把生产的操作、知识的传递、信仰的感应融汇进去。人们就是在这种礼仪活动中，一代一代地传递经验、知识、信仰。文化的积累，就是这样一代一代通过礼仪的传承实现的。因此，礼仪在原始文化中，几乎表现在所有的活动中。礼仪相对语言来说，是一种比语言稳定得多的形式，它有类似于文字的功能。因此，礼仪发展的成熟程度，可以代替文字，作为文化是否发达的一个标准，甚至可以作为文明出现的标志。我们传统上认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绝不是以文字作标志的，而是以成熟的礼仪作标志。此点可留待后论。由于礼仪的这种功能，原始的活动，绝大部分是与礼仪形式联系在一起的。以上所述文字产生之前的种种发明和制度，之所以属于礼的范围，就是因为它们无法在这种礼仪形式之外独立存在。

礼仪形式，据现代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大约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后期，兴盛于整个新石器时代。而文字，只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产物。故“礼”对于任何民族来说，都是起源于文字之前。这时的“礼”，是与原始民族的生活浑然一体的，是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所以人们往往把它们称为“礼俗”或者“习俗”。这种“礼俗”，既是原始的生活方式，又是原始的文化，因而，原始的“礼”为任何民族文化之根，不独中国为然。既然如此，中国文化在有文字以前是根源于礼，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也正是因此，中国文化根源于“礼”，并不能从文字产生以前的这段历史加以说明，而应从文字产生以后的历史加以说明。这是中外文化走着不同道路的原因，也是中国文化特殊的原因。

关于这一点，必须追溯到中外历史的根本差别。中国历史与其他主要文明相比，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区别：一是中国历史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一直到汉代以前，基本不受外来影响。所以，中国文化在这一段，既没有外来文化大规模进入带来的好处，也没有由于外来文化大规模进入造成的破坏和干扰。这自然就使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比较清楚。如果把文化比作“基因”和“种”的话，那么，中国文化无疑是纯种的，它的发展，体现了一种不受外力破坏的自然历程。而外来文化的大规模进入，就会引起“种”的变异，而造成文化的转型。这就不是自然的历程了。中国没有这种转型的过程，所以其发展历程是一种自然演变。二是中国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过传统，没有文化上的突然的大断裂。当然，这是与第一点相关的，外族入侵、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进入，往往是造成一种文化大断裂的原因。但也不尽如此，也有由于自然灾害而造成文化中心的消亡或大转移的。例如，有的学者已经提出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哈拉巴文明、玛雅文明灭亡的真正原因是自然灾害或者生态的破坏。总之，不管何者，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世界史上的第一代文明，除中国以外，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灭亡了。这种文化的大断裂，造成了世界文化的突变，朝着文化转型的方向发展。独有中国文化，没有产生这种断裂，仍然沿着自身的固有规律向前发展。正是由于这点，人们称中国文化为“世界的奇迹”。[28]而这一特点，则是造成中国文化以“礼”为根本特征的根源。

礼文化是任何民族都曾经过的原始阶段的文化。这在有文字以前，已经开始形成独立的系统，发挥着各种社会功能。而且在文字出现的初始阶段，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文字的表意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礼仪在当时仍然是表意系统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工具。而当文字的表意功能成熟的时候，礼仪也就会由于它的表意功能的完备性，而成为生活中无法去掉的内容。这时候，文字就会把这种礼文化记载下来。然而，正是在这个文字刚刚产生，或文字产生后不久的阶段，其他第一代文明就相继灭绝了，这就造成了文化上的中断。于是，那种先进文明中心的成熟的或正在走向成熟的礼文化系统，也就跟着灭亡了，因而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保留下来。那种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东西，往往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在法律上的区别，或者是被征服者、被压迫者的宗教异军突起而带来的宗教文化的大发展，等等。但中国历史没有走这样的道路。尽管有所谓三代的“革命”，但中国在文化上从来没有中断过。三代首领在登上华夏共主的宝座之前，三大部族实际上已经有着文化上的联系和友好关系。故征服只是上层统治集团的改组。虽有奴役关系的出现，但没有破坏基层社会组织，所以，无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社会生活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而文化也没有中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进入文明阶段的比较成熟的礼文化系统能够保存下来，并且能够“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礼文化系统不但没有削弱，反而随着华夏共同体成员的不断增加而不断扩大。所以，《礼记》所记载的“虞礼”“夏礼”“殷礼”“周礼”，虽有相“损”的内容，但相“益”的内容更多，故它们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随着文字的出现，这种礼文化系统不但没有中止发展，而且向着更完备、更深入的阶段前进。一方面使之形成了完备的礼制，另一方面，则使其表意功能更严谨和细密化，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正是反映了这种严谨和细密化的程度。当这个严密的礼文化系统出现在文献上的时候，它已经成了华夏文化发展无法改变的方向。

现在，我们论中国文化的根源，实际是起源于“六经”。《汉书·礼乐志》云：“《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颜师古注曰：“《六经》谓《易》《诗》《书》《春秋》《礼》《乐》。”这就是中国文化除出土的文字材料之外，有文字记载的源头。我们考订中国有文字以前的历史，也应以此为根据。

在《六经》中，《礼》固是礼，不用说。《乐》亦是礼。这是因为古代的礼仪活动，都必须配以乐，“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29]像宗庙祭祀、朝聘、宴飨等，都必须举乐。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不举乐。如《逸周书·籴匡解》中说：“成年，年谷足，宾祭以盛，大驯钟绝，服美义淫。……年俭，谷不足，宾祭以中盛，乐唯钟鼓，不服美。……年饥，则勤而不宾，举祭以薄，乐无钟鼓，凡美禁。……大荒，有祷无祭，国不称乐。”可见，礼仪活动中一般都是举乐的，但根据年成的好坏，举乐的排场有异。只有大荒之年，除祷告外，祭礼取消，才不举乐。可见礼乐向来不分，乐是礼的一部分。

《诗》亦是礼。古人行礼，有辞，有乐，有仪，三者配合而不分。《诗》是古人行礼的辞的部分。如《诗》中的《雅》《颂》，都是宗庙礼仪和贵族礼仪活动表达感情的文辞。这种文辞都是配以乐的，如《论语·子罕》云：“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风》之部分，作为“诗言志”来说，也是经常被引用以表达感情的文辞，而且也是配以乐的。所谓“歌《诗》三百”就是证明。翻开《左传》，人们在礼仪场合引《诗》几乎是必备的项目。所以，《诗》一般都用于礼仪场合，故魏源说：“古之学者，‘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未有离礼乐以为诗者。”[30]

《易》亦是礼。《礼记·礼运》中记载：“言偃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闻与？’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观之。’”《坤乾》就是《易》，故《易》亦是礼。《易》为礼之故，盖在于“易”与“礼”，其本源都在于取象于天地，以类万物，以征人事。故“易”与“礼”实是同源同归，因而也就是同一种东西。这点，《周易·乾凿度》说得最为明确：“孔子曰：‘方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无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于是伏羲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气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网罟，以畋以渔，以赡人用。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在这里，“礼”与“易”完全融而为一。

《书》是三代的典、命、文、诰，可以说是三代的政典。但在三代，政教合一，礼乐刑政是一个整体，其政，是以礼行政，所谓“为政先礼，礼者，政之本与”[31]是也。其刑，是以礼定刑，所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32]是也。因而郭嵩焘说：“三代政教所以纳民轨物，无一不本于礼。”[33]“三代王者之治，无一不依于礼，将使习其器而通其意，用其文以致其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34]

至于《春秋》，乃三代王迹之末流。《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可见，孔子作《春秋》，意在“正礼乐”，“寓褒贬”，“存前圣之业”，欲使王道复兴。所以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35]《史记·太史公自序》亦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因此，《春秋》亦本于礼。

由上可见，所谓“《六经》之道同归”，“同归”于哪里呢？即同归于礼。

关于礼是什么？虽然学者们的看法很不一致，但是关于礼的这种综合性质，看法却是基本相同或接近的。由此可见，“礼”——这个三代传承下来的东西，实际是夏、商、周三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实际的社会生活。“礼”不过是所有这些东西的一个总名。“礼”在三代仍然是浑然一体的东西。故中国文化，在有文字记载以后，作为文化的总特征，仍保留了其原始起源方面的特点。《六经》是三代的经典，是有文字以来的中国文化的总源，而《六经》皆礼，则说明中国文化根源于礼，当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