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消费理论的回顾

（一）消费理论发展的简单回顾

自20世纪30年代西方兴起消费理论研究，到目前为止出现了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永久收入假说、随机游走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等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理论学说。

凯恩斯（Keynes，1936）的消费理论通常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AIH），认为居民的消费由其可支配收入决定，两者之间呈现稳定的函数关系：

C=α+βY，α＞0，0＜β＜1

此外，凯恩斯还给出了著名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即随着收入由低到高，居民对应的消费倾向会逐渐降低。但该分析是建立在先验经验基础上的，缺乏微观基础。

二战后西方各国的经济迅速复苏，凯恩斯的理论对当时消费的解释受到很多质疑，Duesenberry（1949）首先对该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补充与修正，通过把社会心理学的成果引入消费研究，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RIH），认为消费依赖于居民过去的消费习惯（棘轮效应）及其周围的消费水准（示范效应），但其并未完全摆脱凯恩斯理论的分析框架。

而后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以及Friedman（1957）相继在消费者理性选择基础上分别给出了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LCH）和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PIH）。Modigliani强调人们会在更长的时间里优化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支出，人的一生可以分为收入大于支出和收入小于支出两个阶段，居民年轻时有养老储蓄的动机，其消费函数为：

C=αW+βY

其中，W为实际财富，α为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β为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Friedman提出了永久收入的概念，把收入分为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Y=YP+YT），认为短期的收入波动不会使人们调整消费，只有收入的变动被认为是永久性的才会对消费产生影响，其消费函数可记为：

C=αYP

式中α用于衡量持久收入中消费的比例。

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互为补充，都是在费舍尔的理论上证明消费不应该取决于现期收入，但与生命周期假说强调人一生当中收入循环的模式不同，永久收入假说强调一生当中经历的随机和暂时性的收入变动。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虽然具有了相对成熟的微观理论解释，但很长一段时间在计量上缺乏相应的检验，直至Hall（1978）从作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基础的跨时最优化消费模型上引入理性预期和随机过程，验证了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意味着消费者服从随机游走过程，于是这一结果被称为随机游走假说（Random Walk Hypothesis，RWH）。但RWH只是PIH在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RE）下的扩展，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

后续对RWH的一系列计量结果却令人失望，Flavin（1981）的实证研究与Campbell和Deaton（1989）的计量结果都发现消费行为呈现消费支出变化小于收入变化的“过度平滑性”，从而均否认了随机游走假说的正确性。为了寻求对上述两个结果的解释，Caballero（1990）在消费模型中加入了风险因素，要求消费者必须进行预防性储蓄以规避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而对消费变化小于收入变化的过度平滑性给出了合理解释，而在跨期预算约束下过度敏感性还是成立的。

上述消费理论尽管逐步得到完善，但其理论性太强，过多严格的假设使得理论与现实的差异很大。若放弃这些假设，又会使得微观机制变得模糊。鉴于此，Campbell和Mankiw（1991）给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假设一个经济中存在两类不同的消费者，进而总消费可表示为：

C=λYL_t+（1-λ）YP_t

其中λ为一个权数，且0＜λ＜1，YL_t表示当期可支配收入，YP_t表示永久收入的预期。这一模型被称为“λ假说”。Flavin（1993）的研究证明“λ假说”较好地解释了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

总之，可以说消费理论是一种始终处于发展中的理论，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消费理论是经过沿袭和提炼的精华，虽有其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但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的进一步分析

从根源上讲，收入分布变迁影响消费的观点源于凯恩斯（1936）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但该观点的建立并未经过效用函数和效用最大化等严密的数理推导证明，更多的是依据先验性经验判断，即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本身就缺乏充分的微观主体行为逻辑基础（袁志刚、朱国林，2002）。国内学者李军（2003）和陈建宝等（2009）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的确有变化，但递减规律并不一定严格成立。凯恩斯之后的相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永久收入假说等经典消费理论，包括Hall（1978）理性预期下的永久收入理论，虽在更加贴近现实的消费行为假设下，通过实现效用最大化得到了各自的消费函数，但也均未给出收入分布变迁与社会总需求间的关系。

明确指出收入分布变迁会对总消费产生影响的消费理论首次出现在Blinder（1973）的遗赠储蓄模型中。其结果表明，只要消费的边际效用弹性不等于遗赠的边际效用弹性，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便会随着收入的不同而不同，收入分布变迁便会对总消费产生影响。而预防性储蓄理论作为消费理论的最新进展，进一步在储蓄中加入了预防性储蓄，较有代表性的有Zeldes（1989）、Dynan（1993）等。袁志刚、朱国林（2002）则指出，风险的存在只是会影响遗赠的边际效用弹性，但在遗赠动机下的收入分布变迁与总消费的关系不受影响。考虑储蓄的消费模型虽能证明收入分布变迁对消费存在影响，但实证中很难抉择，因为人们的储蓄动机多种多样，各种模型又难分优劣。

其实，这一问题本质上是如何实现微观个体消费向宏观整体消费的加总问题。Stoker（1986）在讨论微观变量加总到宏观变量时指出，讨论“分配效应”问题应与微观主体行为的非线性相联系，Stoker所说的非线性也可理解为个体异质性偏好的差异。段先盛（2009）也指出现有宏观消费理论在面对这一难题时，均采用了一种“代表性消费者”的模型简化方式，而该种假设其实暗示社会上所有家庭或居民具有“同质性”，收入分布变迁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微观个体的异质性特征。因此，要研究收入分布变迁对总消费的影响必须以消费者偏好的异质性和非线性为前提。Campbell和Mankiw（1991）提出“λ假说”的处理方式值得借鉴，即假设经济中存在两类消费者，一类消费者按照生命周期假说的方式安排消费，另一类消费者由当期收入决定消费。同时国内学者林文芳（2009）、陈建宝和李坤明（2013）等的研究也印证了我国的居民消费确实存在异质的非线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