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考王政

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中国古代文学便开始走上与国家兴亡盛衰相联系的道路。“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胡广诗话》），[2]这是中国文学的历史功用。诗歌作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被视为文学正统代表，自然而然地继承了文学母体的思想特性。自古以来就有“兴观群怨”之说，诗歌从社会风俗的盛衰评判统治者得失。“是以后之君子读其诗而知王道之隆替，人事之得失，风俗之厚薄，礼乐之废兴……述伦谊之重，性情之真，百世之下，有以见夫王道之盛衰，风俗之厚薄，故曰：‘诗可以观’。”（《王直诗话》）诗歌被上位者用以教百姓，歌太平，颂盛世。“在于立身行道、孝亲忠君之大端……夫诗以言志也。”（《杨士奇诗话》）台阁文人致力于将诗的功用过渡到政治说教上，尽心竭力将诗成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把对政治和礼教的要求运用到社会生活中，让百姓生活政治化、礼教化。“夫子之言正为其有邪正、美恶之杂，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惩恶劝善，而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耳，非以桑中之类亦以无邪之思作也。”（《胡广诗话》）台阁体诗文正于封建王朝宣扬王化、鼓吹盛世的需要而产生的。

洪武之初，朱元璋即十分重视文治，兴学校、敦教化，又重用儒生，兴办科举，俨然太平盛世。至永乐以后，国家承平日久，气运日盛，于是以褒扬帝德、歌咏盛世为目的的雍容典雅、自然醇正的台阁体便应运而生了。[3]台阁体作家多为馆阁文臣，身居要职，这些“居庙堂之高”的高官显贵以“道明德立之士，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李时勉诗话》）为己任。职责所致，同时，“惟我圣朝，天启昌运，笃生贤臣”（《金幼孜诗话》），为了歌颂盛世太平，彰显自己的才干和效忠的决心，台阁体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反映了作者对政治王道的思虑：“诗以理性情而约诸正而推之，可以考王政之得失，治道之胜衰……汉以来，代各有诗，嗟叹咏歌之间，而安乐哀思之音，各因其时。盖古今无异焉。若天下无事，生民又安，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而为治世之音，泽未有加于唐贞观开元之际也。”（《杨士奇诗话》）台阁文人推崇贞观、开元，并非为盛唐的文学价值，而是为治世辉煌所折服，作为高官权贵本能地追求强盛祥和的社会局面。反映出用诗来“鸣国家之盛”，同时达到粉饰太平、鼓吹治世的效果。

“诗考王政”的诗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儒家诗学功用观念理论总结性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诗学观点多体现在应制诗中，此类诗也是后人责难最大的。本节只探求该类诗歌中作者的创作动机，“诗考王政”的诗学思想与台阁文人所处的时代及其独特的身份地位有关，大多台阁文人出生于元末，切实经历了元末明初的兵火战乱，睹闻悲惨之景。杨士奇就曾在文章中说“元之季世，兵戈饥馑，民困穷冻馁，无食至相食以苟活，虽父子夫妇相视而不能相保恤，所在皆然”。明朝建立后，经过各方面的不懈努力，社会趋于稳定，经济逐渐复苏，百姓安居乐业，明朝出现了短暂的社会繁荣——“仁宣之治”，这是馆阁群臣共同缔造的，这个盛世凝结了众人毕生杰出的智慧和一生的心血。在他们的内心，由衷地兴奋，希望用诗歌这种原本就具有反映现实政治盛衰的文学样式来歌颂、赞扬这个盛世局面。杨士奇欣喜地说：“朝廷清明，礼教修养，四境晏然，民远性咸安其业，无强凌众暴之虞，而有仰事俯蓄之乐，朝恬夕嬉，终岁泰安而恒适者。”从乱世迈向治世，深得上位者赏识，台阁文人备受鼓舞，自然怀着激动、自豪的心情来书写盛世太平。“凡山川道路之险夷，风云气候之变化，銮舆早晚之次舍，车服仪卫之严整，甲兵旗旄之雄壮，军旅号令之宣布，祃师振武之仪容，破敌纳降之威烈，随其所见，辄记而录之。”（《金幼孜诗话》）虽然诗歌反映了国家政治的盛衰，但他们更强调和注重盛世出强音，强音歌圣世。“士君子遭文明之世，处清华之地，当闲暇之日，而成会合之娱，宜也。会而形于言，以歌太平，咏圣德，明意气之谐畅，发性情之淳和，又宜也。”（《王直诗话》）这些诗歌无论是描述朝堂的富丽堂皇，还是歌颂皇帝的恩德，无一例外，都体现了“诗考王政”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