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酬唱典雅

台阁文人处境优裕，大多怀有受朝廷礼遇而产生的感恩心理，容易形成歌颂圣德、美化生活的创作意向。同为庙堂高官，精通于人情世故，相互之间难免阿谀奉承，言尽意远，在创作诗歌上提倡“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周叙诗话》）台阁文人多为御用文人，过着富足但相对封闭与狭窄的上层官僚生活，创作素材比较贫乏，因此，台阁体诗文内容大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这种应和之文有其特别的创作要求：“要如水中煮盐，饮水乃盐味。旧诗不可盗袭，但可脱胎换骨，默会方知本元。不可令有村俗气，不可令有斧凿痕。词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篇章忌堆积，亦忌贴衬。发端忌作举止，收拾贵有出场。意贵通透，语贵脱洒，语忌须除，语病必去。认处要真，做处要著，声口要和，斤两要停，说理要简易，说事要圆活，说景要微妙。血脉相通，辞理俱到。不可切切，不可泛泛，不可骂詈，不可叫啖，不可徒作，不可强为。”（《周叙诗话》）因为“凡诗格不同，措辞亦异”（《周叙诗话》），为酬唱应和的诗文风格大都平正纡馀，典雅清丽，他们论文大抵是把文章和世运密切相连，认为太平盛世即要有太平的文章。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不论是诗还是文，都讲究醇厚、平正、典雅，庙堂之体如此，山林隐逸之体也如此。[4]

杨士奇作为政坛元老，台阁领袖，一举一动都受到朝野关注，他的作品在艺术价值上不算什么成就，更谈不上什么创新，但在当时的影响力却是不能低估的，他的诗文创作被视为台阁体的典范，对台阁文风形成起到主导作用。杨士奇的文学思想与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江西儒学及文学传统的影响。杨士奇自幼受儒学熏陶，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他的文章学欧阳修，论诗推崇朱熹，其着眼于诗歌所抒发的盛世之音，表达的治世气象，强调的是诗歌的用世之功而不是诗歌本身的艺术魅力。所作诗文大都词气安闲，以润饰鸿业、斧藻升平为能事。明中期诗人朱孟震论杨士奇的两首诗时说：“此二诗也，一则当流离之际而潇洒自如，一则处寒冱之时而兴致不改。”[5]即使在流离失意时的诗，依然潇洒自如、兴致盎然，可见杨士奇内心世界的宽厚坚强，同时，也反映了他典雅俊逸的诗风。

台阁派的主要作家，在创作中大多追随杨士奇，“须在看多、做多、商量又多，推敲改抹，字字句句，不容苟且，日煅月炼，期于必传。用字不可粘凑，押韵不可牵强，句语不可寻常，首尾不可各别，故事不可不谨用”。（《周叙诗话》）诗文风格也大多与杨士奇相近，表现出一种雍容典雅的台阁气，“若论其妙，在于雄浑自然、幽柔深远、萧散高妙、宛转蕴藉、典重尔雅、精深圆建、清新俊逸、祈辞造理”。（《周叙诗话》）雍容典雅、平易朴实为杨士奇诗文的风格，也成为衡量台阁体成员作品风格的标准，杨士奇之创作对台阁体文风之形成起着重大作用。从醇厚平正的欣赏趣味出发，台阁文人善“欧学”，欧阳修文风舒柔有法和流畅自然，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台阁体的作家们在创作方法上提倡自然，不赞赏精雕细琢的作诗方法，“山谷诗精绝，知他是用多少功夫，今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谓巧好无馀，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诗较自在，山谷刻意为之，又曰山谷诗忒巧了”。（《胡广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