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仁康先生学术思想

（一）尊法《疡科心得》，推崇温病学说

朱仁康师从章治康先生，师承相传，推崇高氏《疡科心得集》一书。他认为“明清两代中医外科虽有明显发展，外科书籍亦不少，但大多陈陈相因，多属雷同，惟此书一反既往以疮疡部位编次的惯例，首创两病或三病骈列立论，辨其异同，条分缕析，既便于辨病，更有助于辨治，发前人所未发，确实在中医外科史上有很大的贡献”。朱老体会高氏组方用药，认为高氏所创“审部求因”之法源于温病三焦学术的影响，如其自拟方银花解毒汤、清营解毒汤、羚羊角散等皆偏于清热解毒。

朱老在诊治皮肤疾病时，亦借鉴推崇以叶天士为代表的温病学说。叶天士创立卫气营血辨证，确立了温病各病变阶段相应的治疗大法，如在卫汗之、到气清气、透热转气、凉血散血的一系列治则；叶氏主张皮肤病从斑疹颜色、形态、部位、隐现等情况辨证施治；认为皮肤罹患斑疹不一定纯属热病，亦可有阴证，如《温热论·辨斑疹》中写道“如淡红色、四肢清、口不甚渴、脉不洪数，此非虚斑，即属阴斑，或胸前微见数点，面赤足冷，或下利清谷，此阴盛格阳于上”。同时斑疹病因各异，斑色紫而小者属心包有热，斑大而色紫，归于胃中郁热上蒸，斑黑而光亮者难治等。这些温病学说的观点，深深植入朱老的学术思想中。

（二）倡导整体观念，强调审证求因

中医学认为人是有机的整体，皮肤虽位于身体表面，但是与机体的内在联系息息相关。朱老秉承了古人“治外必本诸内”的学术思想，认为皮肤病的发生是整体病变在体表局部的反映，因此，治疗时必须从整体出发，全面认识皮肤病的病因病机，既要重视体内脏腑气血的失调，又要重视皮肤表面的病理改变。朱老尤其注重气血变化及风湿热邪对皮肤病的影响。

“气主煦之，血主濡之”，皮肤的健康有赖于气血的温煦濡养。气血不调，运行不畅，则“腠理开，毛发残”，疾病由生。朱老认为，皮肤病的发生与营血关系非常密切，临床上多见血热、血虚、血瘀、血燥四证。例如，血热偏盛，壅遏肌肤，则成白疕（银屑病）；营血虚弱，爪失濡润，而生甲病；邪阻经络，气滞血瘀，着于皮肤，则为皮痹（硬皮病）；血燥生风，肌肤失养，而为风热疮（玫瑰糠疹）。

在六淫致病学说中，朱老主张将六淫分为内六淫、外六淫，而尤其重视内因致病。他常说：“内因外因互相关联，不能截然分开，而以内因为主。”根据皮肤病的致病特点，朱仁康认为风、湿、热三者致病居多。内风、内湿、内热系由脏腑气血功能失调所生，为发病的基础，为疾病之本；外风、外湿、外热属外感六淫邪气，为致病的条件，为疾病之标。内在风湿热的存在往往易招致外在风湿热的侵袭；相反，外在风湿热的侵袭又会引动内在风湿热伏发，从而相互搏结，壅聚于体表肌肤而发病。内风的产生多责之于肝，内湿的产生多责之于脾，内热的产生多责之于心，因此，朱仁康亦强调脏腑辨证，尤重心、肝、脾三脏。

（三）强调司外揣内，注重皮损辨证

朱老继承前人“治外必本之内，知其内以求其外”及“治外而不知内，非其治也”的思想，强调以整体观辨治疮疡皮肤外科诸症，强调内在脏腑气血失调对疮疡皮肤外科病症的影响。人体是有机整体，浅表疾病与内在营卫气血、脏腑经络紧密联系，若内里阴阳失调，体表局部可表现为皮肤病变。《疡科心得集》云“夫病之来也，变动不一，总不越乎内证外证两端。而其致病之由，又不越乎内因外因二者”，又云“治病必求其本……倘不得其本，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慎诸”。临诊时，朱老重视内在营卫气血、五脏六腑、经络功能失常对肌表的影响，审证求因，循因施治，主张皮肤病治疗应以内治为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八纲，辨证论治。

皮肤病乃发生于肌肤表面，有形可征，亦有其独到特点，辨证时应强调证疹互参，除重视全身症状之外，亦不能忽视局部皮疹体征。疮疡皮肤外科的局部辨证包括辨形、色、位置等。局部皮肤红肿及大片红斑均属热；红斑压之退色对应气分有热，压之不退色为血分有热，斑红且有血疱为血热；丘疹色红且痒为风热，丘疹色红且干为燥热；脓疱见红晕为毒热；结节红斑为气滞血瘀，湿热蕴结。

《外科启玄》讲到，“外有部位，中有经络，内应脏腑……如有疮疡，可以即知经络所属脏腑也。”《朱仁康临床经验集》中亦提出，“皮肤病虽发于体外，肌肤乃机体的一部分，故与整个机体营卫气血、经络脏腑，息息相关。肌肤腠理受邪，必渐趋于内，脏腑有病，亦可形诸于外”。他非常重视皮损部位、皮损颜色与经络脏腑的关系。如皮损生于面部属胃经，生于胸胁属肝胆，皮损色白属寒属肺，皮损色红属热属心。而同一病种，皮损部位不同，则病机不同，如痤疮发病部位不同，所属脏腑各异，发于额头多属肺热，两颊归于肝胆郁热，唇周鼻旁责之脾胃湿热，下颌则多属于相火妄动。通过对皮损所在部位、形、色综合分析，即可对皮肤病所属脏腑、寒热燥湿属性形成初步判断。再结合全身症状，虽皮肤病种类繁多，也易得出正确诊断。朱老坚持整体观，四诊合参，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使许多皮肤病投药则应。

（四）实践衷中参西，注重融会新知

朱老治学衷中参西，早年广泛涉猎西医书籍，是我国中西医结合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受唐容川中西医学汇通思想启发，朱老写成《中西医学汇综》一书，书中提出：“中西医不可偏废，民间自有定评……宜兼收并蓄，袭彼之长，辅我所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融会贯通，足资借镜。”

在皮肤科中，西医学与中医学的病名并不统一。有人甚至认为中医学只有外科，没有皮肤科。朱仁康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古人将外科病和皮肤病统称为“疮疡”，并且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有治疗原则，有专方专药，还有饮食调养，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及学术理论体系的不同，这些丰富经验多散在于外科著作中。朱仁康主张将“疮疡”进行分类，把皮肤病独立出来。他提出“凡在人体体表有形可见的均可归属于外科范畴”。中医外科，古称疮疡科，所谓“疮者皮外也，疡者皮内也，痈者肉之间，疽者骨之里”。疮为皮肤病的总称，包括癣、疥、疮、风、丹之类。疡，指肿疡、溃疡及一切外科疾病，包括痈、疽、疔、疥等。

20世纪50年代，朱老采用中西病名对照、中西学说互参的方式，写成《实用外科中药治疗学》一书，其中论疖写道：“外证中最轻而很容易治好的是疖，疖为皮肤毛囊及皮脂腺周围的一种局限性炎症。为病原葡萄球菌侵入毛囊或皮脂腺周围而起。”并与高徒李博鉴主任医师翻阅了大量中医古籍，圈点记录每一种皮外科疾病的中医病名，并根据所记载的临床表现与西医病名一一参照，列出辨证治疗原则及方药。此项工作虽浩繁无尽，但理奥趣深，仔细玩味，使人甘之如饴，足以为后学者之津梁。正是创始者难为用，后起者易为功，这不仅继承发扬了中医学理论，更便于西医学习中医真谛。

（五）辨病辨证互参，结合药理论治

朱老非常重视皮肤病的疾病诊断，强调中医诊断要与西医诊断互参，中医病因与西医病因结合，中医辨证治疗与辨病治疗结合。他认为，只有辨病辨证结合起来，治疗上纲目分明，才能提高疗效。朱老常引用明代李中梓之言：“病不辨则无以治，治不辨则无以痊。”如辨癣病，要辨其是“状如牛领之皮”的神经性皮炎，还是“状如苍松之皮”的白疕（银屑病）。

在辨病的同时，朱老更不忘中医经典的辨证论治。很多疾病分属不同的西医诊断，但是有着相同的基本损害和症状，朱老强调要审证求因，把“异病同治”落实到临床实践中。《疡科心得集》记载“夫外疡之发也，不外乎阴阳、寒热、表里、虚实、气血、标本，与内证异流而同源者也”。朱老临证，善于收集、整理杂乱的四诊资料，精准辨证，抓住主要病机，直切要害，异病同治，同病异治。对于慢性荨麻疹、皮肤瘙痒症、扁平苔藓、泛发性神经性皮炎、结节性痒疹等难治顽固皮肤病，虽症状体征、局部皮损差异明显，但朱仁康抓住患者皮损剧烈瘙痒，病情顽固，久治不愈，诸药不应的特点，辨证为风邪久羁，郁久化热，风湿热蕴伏于肌腠之间，采用搜风清热法，自拟乌蛇驱风汤，用虫类药搜剔隐伏之邪，重用风药助乌梢蛇、蝉蜕使隐伏久郁之邪从肌表散透，并佐以黄连、金银花、黄芩、连翘清解郁热，获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

朱老在坚持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上，中西医结合，吸收现代西方医学理论，增强了临床组方用药的针对性、有效性。西医学认为疣属病毒感染性疾病，朱老将具有抗病毒作用的马齿苋、大青叶、紫草等清热解毒中药加入自拟经验方去疣二号方、去疣三号方中，经过临床验证，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又如朱老临床发现西医抗肿瘤药物对治疗银屑病有效，但毒副作用较大，朱仁康选择既有清热解毒作用、又有抗肿瘤作用的中草药，根据中医理论辨证处方，自拟“克银”系列方，经过临床试验，发现其具有临床疗效好、不良反应小的特点，为中医治疗银屑病提出了新的方法，也为中西医结合提出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