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

蔡康明第一次见年纪和他差不多的人死亡，心里五味杂陈。但他觉得很奇怪，这里很黑暗，能见度不过2米～3米，死者和万萃芳在这里谈恋爱，从远处根本看不到这里有两个人。蔡康明随口说了句：“凶手应该不是路过看到你们才临时起意的。”

柏传庆说道：“那你的意思是，罪犯很可能是尾随而来的？”

蔡康明点点头，说道：“有可能。”

柏传庆问万萃芳：“你把今晚你们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从头到尾讲一遍。”

万萃芳边擦眼泪边说道：“我俩本来在护城河旁的顺河南街上溜达，那条路很黑，也没什么人。走着走着，为民给我看他新买的‘红旗’牌手表，我俩就站在路灯下面看。这时，迎面过来了两个人，我看着其中一个像是护城河边上轧面条店店主的小儿子，这人精神有时候不大正常，痴痴呆呆的，有时还比较暴躁。这家店过年会卖汤圆，他家汤圆好吃，我去买过几次，所以对他有点儿印象。他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已经走到我们身后了，还不时地回头看我们。为民就赶快把手表戴在手上，我俩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发现他俩又折回来跟在我们身后。我们当时有点儿担心，他们那边是两个男的，有一个还不大正常，万一他们抢我们，我们不占优势。我们就赶快往人多的大路上走。后来，到了人多的地方之后，就没再见到他们。”

“那你们怎么又来煤场这么偏僻的地方？”柏传庆问道。

“为民说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说说话。”年轻人谈恋爱，当然往没人又黑暗的地方钻。

万萃芳接着说道：“因为刚才的事，我俩还是有点儿担心，怕他们再从哪里窜出来，或者跟上来。我们不敢走小路了，就走大路，正好遇见我们煤场的赵大军了，他一来，我们放心了。他牛高马大，真动起手来，我们不怕。他问我们去哪里，为民说我们想去煤场院里逛逛，他和我们走了一段路就回家了。”

“你确定他回家了？”蔡康明又问。

“不确定，他说回家去了，我们往南走，他往西走了。”万萃芳答道。

“赵大军这人怎样？他和为民关系好吗？你们路上聊什么了？”

“我对他印象不怎么样，煤场里的人都叫他‘孬蛋’，这人手脚不干净。不过为民和他关系还可以，前段时间，赵大军妹妹生孩子没钱，为民还借给他200块钱。”

“你怎么知道？”

“他俩路上说的，赵大军在路上说他手头没钱，缓一缓再还给为民。这下好了，人都死了，也没人问他要钱了。”

“还遇到别人了吗？”

“没有了。”

“那打你男朋友的人，你到底是没看清楚还是不认识？”柏传庆又问了一次。

“我没看清楚，这里太黑了，而且当时我又很紧张……我实在不知道。”说着说着，万萃芳哭了起来。

问到这里，柏传庆把蔡康明拽到一边，说道：“康明，你在这里帮我好好看着现场，我带着万萃芳去刑警队报案去。我觉得这个赵大军非常可疑！”

“为啥？”蔡康明心想，还没有仔细勘查现场，这么快就确定了？于是随口问了出来。

“就他知道他俩去煤场了，他要是没回家，去喊个人，然后尾随他们呢？！”

蔡康明刚想反驳，柏传庆继续说道：“康明，你刚到警队，对警队的弯弯绕绕还不懂，还不知道劲儿该往哪里使。我比你早来几年，对于警队的情况，比你了解一些。告诉你吧，警察队伍藏龙卧虎，想要上进，就是要进刑警队。今天可是难得的机会，咱们要是找到嫌疑人，可就是立了大功了！这事可不能被别人‘截和’。”

警队向来不缺喜欢“摘桃子”的人。

柏传庆骑着自行车带着万萃芳“一溜烟儿”就走了。

那时候公安局提拔干部有这样的传统，新警在派出所里先干个五六年，成绩突出的，才有机会被选拔进刑警队，在刑警队干得出色，才有可能当上“股长”“队长”，然后一步步到县局或者分局当政委、当局长。那个年代的公安局局长大部分都是刑警出身。所以大家都想进刑警队，如果有幸和刑警队一起办案，表现突出，就能被选入刑警队，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

10月份的天气已经凉了，煤场里，蔡康明一个人在月黑风高的夜晚蹲在黑黢黢的煤堆旁，守着不远处的尸体。不一会儿，他觉得冷飕飕的。他掏出兜里的一盒火柴，“嚓”地划一根，火柴燃烧一会儿，灭了，他“嚓”地又划一根。这个过程无趣又无聊，只听得到手表秒针的“嘀嗒嘀嗒”声。

时间在流逝。蔡康明在今后的刑警生涯中慢慢体会到，这样无聊又无趣、出力不出功，甚至根本不知道眼前做的工作是否对路，但还是要继续做下去的时候真是太多了，对于刑警来说，这再正常不过了。

蔡康明心想：“反正闲着也没事，不如看看尸体。”手电快没电了，他划着火柴，开始“勘查”现场。

这是一具男尸，俯卧在地上，双手在身后反绑着，脖子上套着尼龙绳。

他一边划着火柴，一根灭了又划一根，尽可能地照亮地面的痕迹，一边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痕迹，不破坏现场，同时观察尸体，把证物及其位置默默记在了心里。

“香烟盒一个，手表一只，纽扣一粒，五齿叉一个，折断的直径约5厘米的粗树枝，两只位置一前一后的女士布鞋，它们应该是万萃芳掉在这里的……”他不知道勘查现场是不是这样的，但他想，反正把所有的东西尽可能地记住就对了。所以，他看每一样物证时都会想一想，它是怎么掉在这里的，它是谁的，它在这个位置上能说明什么。看着看着，他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但又说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这时，一辆移动式消防照明车和一辆警车开进了小院，好像把天都照亮了。

蔡康明远远看到从警车副驾驶的车窗里探出一个脑袋，伸出一条胳膊，对着他直挥手，大声喊道：“你干吗的？离现场远点儿。”

这是蔡康明第一次见老文。老文时任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蔡康明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但这是第一次见本人。他40岁出头，穿着皮夹克，看着很挺括，两鬓斑白，两条眉毛之间有很深的沟壑，好像里面装满了思想。

那时的蔡康明怎么也想不到，未来十年里，眼前这个人会带他侦破一个又一个案子，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

老蔡说，老文队长绝对是个狠人，曾经为了证明尸体的酸碱性，直接往大腿上滴硫酸。当时是个女尸，被用硫酸毁容后扔进了井里，后来罪犯被抓到，承认曾用硫酸对死者毁容。眼看案子就要结束了，但法医用pH试纸一测尸体，竟然是碱性的，大家分析可能是因为井水是碱性的，尸体在里面浸泡导致酸性变碱性。但问题是这和罪犯的供述对不上，不能结案。正常操作就是去市场买一块猪肉，泼上硫酸，放入井中泡个几天，再拿出来做实验。

老文一听这么麻烦，坐在井口旁边，当场拿着滴管把法医手里的浓硫酸滴到了大腿上。因为天气热，腿上都是汗水，在硫酸接触皮肤的一瞬间，只听“刺啦”一声，皮肤开始变黄。老文皱着眉头，咬着牙，等了一小会儿，然后舀起井水开始往腿上冲，冲一会儿测一下，再冲一会儿再测一下，直到测到是碱性的了。老文站起来一挥手，说：“好了，案子没问题了。”

那可是浓硫酸，而且那井水可泡了三天三夜的尸体。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指挥员为了破案，全情投入，已经忘记了自我，毫不犹豫地带头干伤害身体的事情。包括老蔡在内，所有人都心服口服。这是后话。

当时，老文一下车，看到蔡康明肩膀上一颗星的实习警员标志，劈头盖脸地对蔡康明吼道：“谁让你在这里看现场的？黑灯瞎火的，就你一个人，知不知道有多危险？你个‘孩子乖’，不要命了你！万一凶手又回现场，再把你打一顿怎么办！”

老文气势汹汹，当众把蔡康明骂得狗血淋头。蔡康明非常不习惯，但认真想想，又觉得后背发麻，之前他确实没有这样的防范意识。后来蔡康明到了刑警队才发现，这里很少有人说话是轻声细语的，他们说话不是“带把儿”，就是“吼骂”，毕竟刑警算是“武将”，但大家都对事不对人。老文作为刑警队长，虽然心细，但说话做事却是粗枝大叶的，像这种有更重要的安全问题摆在眼前的时刻，更是想不起来注意说话态度和方式方法了。不熟悉的人一开始不太能接受，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谁会在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的感受？当时，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命案现场了。老文带着刑侦技术员和法医迅速开始了现场勘查。

灯一打，他们发现现场的物证确实很多，七零八落的，单是齐为民掉落在地上的“红旗”牌手表，里面的零件就散落一地。老文对蔡康明招招手说道：“你过来帮忙。”

年轻人虽然年轻气盛，但要想进步，脸皮就不能太薄。蔡康明听到老文喊他过去帮忙，知道这是一次求之不得的学习机会，与学到东西相比，刚才那顿骂又算得了什么！

蔡康明赶快过去，跟着技术员认真地在煤渣地和草丛里找齐了手表的时针、分针、表蒙、压圈等零件，又帮着记录员给物证做了编号，并把位置记录得清清楚楚。蔡康明的字写得十分漂亮，看起来赏心悦目。

做事认真踏实的人，到哪里都会得到人们的尊重。

现场勘查完毕，老文一边看蔡康明的记录，一边满意地说道：“字写得不错，人也严谨。”

他们整整忙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蔡康明才回到所里。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昨晚踏实认真的工作态度，在老文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成了他进入刑警队的敲门砖。

机会可遇而不可求。